解放前，淮安城内“院门口”（漕运总督部院）到土地祠市口，东西长不足200米的响铺街，是商业最繁华的地段。百年“老字号”的恒益泰杂货店、老仁寿药店、震丰园饺面店、福康布店、德丰酱园店……，均在这条街道上。上世纪20年代初，响铺街38号，又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天丰烟店。
　　天丰烟店是坐南朝北“前店后作”石库门的格局。门面前后6间，营业面积在100㎡以上。临街门脸3间，大门楼上嵌着砖刻的“天丰烟店”四个大字。进门的前3间，东、西是两个用木栅栏相隔的“刨烟间”，设四个刨烟的位置。后3间，西面是柜台，东面安装了一架巨大的“檀木榨”。向后走，是左右楼上下4间，中间用玻璃天棚连结，使前面营业间也有充足的光线。小楼上下均装有玻璃隔扇，上为老板及家人的住房，下为客厅。再向后走是一个天井，天井的南、西是4间作坊。作坊后又是一个大院子，坐西有两间廚房。不计算天井和院子，总建筑面积350㎡。
　　天丰烟店的创始人柏镇余（1882—1944），原籍丹徒县代江镇，年青时，随一批同乡来淮安谋生。他开始“挑糖担”兼买日用小百货，在走街串乡中，发现淮安人口众多，“旱烟”的需求量较大，而城内又没有一爿像样的烟店。晚清民初，淮安很少有“纸烟”，人们吸“水烟”或用“烟袋锅”吸“旱烟”，烟丝大都来自淮阴北乡的“土烟”，这种烟多掺杂树叶，制作粗糙，吸食起来十分呛人，味道苦涩。通过市场调查，柏镇余在有了积累后，伙同几个朋友，决定在响铺街上开一家烟店。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给烟店取字号“天丰”。
　　天丰烟店开张后，果然生意兴隆。其进货渠道，烟叶来自江西、安徽，随船还带回景德镇瓷器和土产，又从江南请来制烟师傅。烟叶到店后，先分拣，剔除烟杆和杂物，铺开晾晒，然后喷香油（芝麻油）、酒拌叶，使油、酒均匀地洒在烟叶上，初步打捆后，上榨圧紧，成为一个个长方体的“烟捆”。最后，将“烟捆”送到刨烟间，刨成成品烟丝。由于天丰烟店生产的烟丝，是地道的烟叶，绝不掺假，又经过精细的制作，烟味正宗、平和、清醇，一经上市，就取代了原来市场的“土烟”。烟丝的销售量逐月增加，烟店也因此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天丰烟店采取零售兼批发的经营方式，不久，烟丝销售就占领了淮安农村市场。淮安周边的淮阴、涟水、宝应商贩也纷纷来店进货。
　　天丰烟店在经营十年后，合伙人在取得一定的回报后，陆续撤资，去做其他生意（多去开酱园店），到上世纪30年代，烟店已由柏镇余独资经营。其最兴旺时雇用店员：刘金城、陈助阳、肖伯川、王厚仁等4人；工人：孙兆凤、庄茂祥、时仲玉、张步生、张汉波、陈义仁等6人。还有专门负责进货的“道爹”、“道奶”夫妻，廚师1人，总从业人员达15人之多。
　　1944年，柏镇余将亲手创下的家业留给了夫人秦淑韫和未成年儿子柏恩来，撒手人寰。秦淑韫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人，多年和丈夫艰苦创业，对烟丝从进原料到生产、销售，均十分熟悉。她驾轻就熟掌握烟店的一切，把家里家外安排得井井有条，生意一如既往红红火火。
　　1950年，柏恩来与吴毓瑜结婚。天丰烟店的资产和经营直接由柏恩来夫妇掌管。1954年，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柏恩来积极投入到运动之中。1956年初，公私合营的浪潮风起云涌，席卷淮城。各行各业递决心书，写大幅标语，敲锣打鼓，向政府申请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公私合营。柏恩来不但如实申报了自己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还拿出银元400枚，黄金4两，德国产缝纫机针35打作为股份，加入合营企业。柏恩来夫妇成为工商业者的先进典型，受到政府的表彰。后来，柏恩来被安排为公私合营南北货商店副经理（后来为淮安政协委员、常委）。吴毓瑜被安排为淮安县政协第一届委员并作为淮安县的唯一代表，光荣地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大会”，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文革后的1981—1990年，吴毓瑜还当选为政协淮安县第5、6、7届副主席。
　　时光在流逝，观念在更新，社会在进步。解放后，各种品牌、不同精美包装的香烟逐渐取代了“旱烟”，占领了市场。天丰烟店也成为淮安工商史的一页，尘封在老人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