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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见邓颖超:中南海里的未尽之愿

2017/8/14 17:51:28    作者:三户一朵    阅读:2568    评论:0

    在1986年的春天,中国正在发生众多开创性的社会巨变,而年过八十的邓颖超已经在几年前悄然写下遗嘱,准备告别人生。这个时候,她如果还有未了的心愿,那多半是与纪念周总理的生平有关。我做此猜想,是因为一年前我发表的陈毅传记《元帅外交家》,曾经引起她的高度关注。但直接请我这个“小人物”进中南海,还是件挺“破格”的事。我的感觉,她是心中有事要对我说,或是要托付我去做点什么。
    中南海,这个中国决策中枢的所在地充满神秘感。我这是第一次“进海”,自然好奇。这里四处见不到什么新奇宏伟之处,似乎只是一个安静普通的古老大院落而已。而总理居住了26年的西花厅则是太有名了,不知来往过多少重要人物,穿越几多政治风云。正值春风四月天,远远就看见西花厅满树绽放的海棠花,一股淡淡的芳香,让人赏心,也让人惆怅,因为最爱海棠花的那个人已经走了。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的西北角,建于清宣统年间。这里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住过的西花园。后来做过北洋政府的国务院,以及民国北京市政府的办公地点。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都显得陈旧斑驳,已不见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
    1949年进城时,中共领导人先是都住在西郊城外,但当时周恩来政务繁忙,每天进城办公来回奔波不方便,就第一批搬进了“海”里。他最早选择了丰泽园居住,但不久后毛泽东一家要搬进“海里”来,他便搬去了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
    赵玮秘书给我安排的会见时间,是在四月中旬一个春日的下午。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大红色门楣上写着的“西花厅”三个大字。邓大姐的住处在总理的办公与会客室隔壁,赵秘书带着我踏进了门厅,让我稍稍等一下。一眼看去室内的陈设极其简陋,两只小竹椅就像从农家小院里刚拣回来的。但是,曾有一次周总理踏进西花厅便大发脾气,拒绝回家,直接住进了钓鱼台的办公室。这场“西花厅”风波可闹得不小,究竟是缘何而起的?
    原来,总理的秘书何树英早就想修一下西花厅的房子了。年久失修的屋子,室内潮湿的砖地浸出水迹和碱花,彻夜工作的总理时常腿痛,要盖毯子才行。何秘书就以“维修”的理由写了报告,趁总理外出把房子整修了一下,砖地上铺了地板,撤掉了发霉生虫的旧地毯,铺了块新的,同时加厚了窗帘,密实了透风的窗缝,还从库房里搬来了两张沙发。另外,腐朽的房梁常常掉漆落粉,也进行了部分更换,并重新粉刷了一遍。这些“小打小闹”要搁在今天,不要说保护历史建筑的需求,即便是老式民房的维护也远远超过这规格。
    没想到,总理从南方归来,只跨进门坎一只脚,便变了脸色,目光利剑一般扫过全屋,气得脸都涨红了。他喝问何秘书:“你究竟花了多少钱?”“不知道……不多”“你还想花多少?……这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秘书连连检讨,说邓大姐不知情,揽下了责任,让总理先进屋休息,不料总理断然拒绝:“让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你给我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赔不起的。”何秘书嘟哝了一句。总理家的钱都由他一手掌握,夫妇俩的全部存款不足两千元。但总理火气不减,掉头就走,一边大声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去,那不是我的家!”
    他头也不回地弃家而去,住进了钓鱼台5号楼的办公室,拒绝踏进家门一步,并且在国务院办公会上为此事做了两次自我批评:“我的房子修了,带了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制止?”
    这一检讨,让部长们以为西花厅修成了什么宫殿样子,都跑来看,但一看却震惊不已:这么简陋的“危房修缮”总理还要检讨?在这个局面下,哪个领导还敢为自己修建舒适的“安乐窝”?何秘书的检讨更是实在:“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结果,地毯、窗帘、沙发……统统撤走了。总理推心置腹地找何秘书谈了一次话,陈老总又出面看了“事发现场”,觉得根本不算事,多次劝解之下总理才回了家。
    这段西花厅的风波,对照当今贪腐官员的挥霍无度固然可叹,但真正让我探寻的是:周恩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对个人日常生活需求的自我抑制,为什么到了这样“偏执”的程度?——作为传记作者我不能不思考。我感觉身处高位的周恩来,一直是高度自我压抑的,不像陈老总那样,活得潇洒透明,嬉笑怒骂,性情率真。
    这种感觉,在邓大姐走出来与我握手的一刹那,从她的身上也得到了印证。她的朴素衣装,温和笑容,和缓缓道来的夸奖之语,都是“中规中矩”的:“欢迎你呀,我这里来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但是像你这样的一个解放军女战士来这里还是第一个。”她接着便告诉我之所以安排这次见面的缘由。
    那是在一年前,解放军出版社突然通知我说,邓大姐的秘书赵玮给出版社来了电话,要购买五本《元帅外交家》。这是我当时刚出版的一本陈毅文学传记作品,身处中南海的她怎么会注意到呢?此刻我才从她口中得知,去年她在大连休养期间发生的事:
    “我在去年夏天,在《大连日报》上看了《元帅外交家》,我只看到几段,觉得非常吸引人。……我在外地休息时,请人每天给我念。后来见到黄华,他告诉我《元帅外交家》已经成书了,他有一本,他说他看了一夜没睡觉,到天亮看完了,结果感冒住了医院。我不行,不能那么看,得控制。我呢,也一直说要见见你。”
    以邓大姐德高望重的身份和八十高龄,竟然如此热情“粉”我的书,自然很感动,但是心里也明白,她这样做,对我是有所期许的。她特地表扬了我们陈毅传记组的写作思路,说:“写传记太一本正经就不吸引人,不如从一个侧面表现一个人。你们用文学方式,比写单纯传记好。”
    她指着茶几上放着的一摞书籍和画册——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等,说送给我们的传记写作小组做资料。可是说实话,这些资料我捧回去也不会看,后来我基本都是翻都没有翻过。原因呢,正如她所说,这些出版物都是“太一本正经”了。她正是在大连第一次看到了《元帅外交家》,发现了我的书不是那么“一本正经”,才喜欢上了。
    她因此对我有了某种期许,比如用同样的笔法写写周总理。但当时的我心里明白,凭我的力量是无法承接这份期许的。要知道在当时,写领袖人物的传记有多少森严的规定和界限,写领袖传记是个水很深的“政治江湖”,再往前,要在“文革”中,搞不好还会掉脑袋的。期间的风波激荡,又有几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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