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耒﹙1054一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世称宛丘先生，楚州﹙今江苏淮安﹚人。北宋晚期著名文学家，旁通医学。神宗熙宁﹙1073年﹚举进士，二十岁步入仕途，曾任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经范纯仁举荐，任秘书省正字、著作郎、起居舍人。哲宗绍圣初﹙1094一1097年﹚，以直龙图阁知润州，因坐党籍谪降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徽宗立，召为太常少卿，复出知颖﹙今安徽阜阳﹚、汝﹙今河南临汝﹚二州。因苏轼死“饭僧缟素而哭”，贬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黄州。晚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病死。享年六十一岁。据乾隆《山阳县志》记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张耒平生仕途坎坷，屡遭不幸，但他从未忘怀撰写诗文，故著作甚丰，有《张右史文集》60卷﹙其中赋3卷，诗39卷，文18卷﹚，《柯山集》50卷，《拾遗》12卷，《续拾遗》1卷，《宛丘集》76卷，《明道杂志》1卷，《治风方》1卷等。
  《风方》、《药戒》，医文并茂
　　张耒天资聪明，十三岁能文，十七岁作《函关赋》，为人称道。曾游学于陈州，受到学官苏轼的赏识，称其文似苏辙，“汪洋平淡，有一唱三叹之声”。因此得学于苏门，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撰文立意警辟，文笔高奇，文理并重，平易自然。
　　《药戒》，是以医讽政之作，他以高深的医学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十分贴切地把痞症的成因、临床症状、体征和治疗经过，反复论证其由误治而造成的不良后果。认为痞症之因，多由饮食不节，“自外而至”，“积于中，伏而不能下，捍而不能支”。一医投以泻下药，服后，“伏者散而无余，捍者柔而不支”。不数日，痞又作，“投以故药，快然亦如初”。如此“五作五下”，使患者“一气而三引，体不劳而汗，股不步而栗，肤革无所耗于外，而其中苶然，莫知其所来”。使津液耗损，元气大伤。更求于良医，医曰：“阴伏而阳畜，气与血不运而为痞”。用泻下药“和平之气不能为也”。应以“去子之痞而无害于和”之剂治之。并以秦国执苛政而速亡，三代行仁政而绵延的事实为喻，反复说明了“有甚快予心者，其末必有伤，求无伤于终者，则初无望于快吾心”的观点。果然，服药三月而愈。
　　《药戒》，以述带论，叙述生动，理论得当。虽为以医讽政之作，然于治病亦有可法之处。
　　张耒娴医药，治病救人，课徒著书，乡里咸称之。但《宋史》对此语焉不详，可能是早年从政，游学苏门，诗文名于世，医名为文名所掩盖；抑或是政务羁身，无暇及此。所幸，地方志和医学史籍填补了史书之不足。
　　南京中医学院陈道瑾等编《江苏历代医人志》，引《续纂山阳县志》、《山阳艺文志》资料谓：“张耒精于医理，著《治风方》一卷。杨介从之学，术亦精。介尝寄药诗云：其方授仙圣，其效未易论。”
　　《淮阴人物传略》载：“杨介，字吉老，宋·泗州盱眙人，是诗人兼名医张耒的外甥，少从张耒学医。”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人物辞典》载：“张耒旁通医学，与庞安时为友，曾为《伤寒总病论》撰序，辑有《治风方》一卷，凡三十二方。已佚。”
　　马瑞临《文献通考》第461卷《诸子部》载：“《治风方》一卷，张耒，文潜所传，凡三十二方。”
　　《中国医籍大辞典》载:《医书》一卷，宋，张耒撰。成书年代及内容未详。见清光绪九年《淮安府志》。
　　《淮阴人物传略》载：“张耒兼有医名。其子张秬、张秸、张和，皆中进士，以一门四进士而盛传至今。”
  题辞作序，声震医林
　　张耒交游甚广，除政、文界人士外，“世之医往往与之游”，“庞安时者，高医也，予尝从之游”，且长谈不疲。曾谓：“医之为道，推本天地阴阳，经纪寒暑日星，考验国土山川。而人身外则骨节脉络俞穴，内则脏腑焦鬲井谷，其出会通之变，甚多且微，非夫致至精之察，不惑之知，不足以尽之。而世医不以术易食者鲜矣，何暇及此哉。”每有索序、跋者，多欣然酬应，其内容也涉医论者多。兹选录其序、跋、座右铭各一。
　　一、 钱申《医录》序
　　予尝爱太史公传述仓公传，为记自齐侍御史咸至齐文王病，凡数十人。其察脉观色，所用药剂汤熨之法，皆载之以为后法。所谓黄帝、扁鹊书，今已不尽见，而其遗法往往见于此，世医所宜刳心而学者也，尚何议焉！予顷年谪官齐安，邻郡蕲春有庞安时者，高医也。其于黄帝内外，甲乙诸书深矣。予尝从之游，喜闻其说，而不能尽究也。居无几何，安时死，予为志其墓。因求其平生所尝治疾，或奇证变候，有人不能晓者，使具其说，与所用药，欲载之墓志之后，以为后法。而其家不甚晓知，虽有所疏陈数十条，皆无论叙，勉择十余事载之，而予至今以为憾也。近宛丘闲居，吴人钱申以《医录》授予，得之欣然，盖申善医而著为录，以治疾之尝效，言其察脉观色之方，而往往著其药物之剂。呜呼！其用心可见矣。愿益勉之，求世之高医而问焉，子将有得焉。
　　二、书董及《高堂延寿录》后
　　以贵事其亲者，不过崇爵位，侈车服；以富事其亲者，不过丰衣食，美室庐。老且病，齿发变衰，悲日之就尽，与其呻吟疾痛，骨肉环侍，莫知所为，当是时，所谓富贵之奉，曷补万一哉？善乎！董生之爱其亲，陈起居饮食之节，导引吐纳之方，以调其平居，又考其方术，试药物以防其疾痛，务以强其身，养其寿，而不知其它。呜呼！使诚身强而永年耶，则虽樵渔而自给，饮水曲肱而枕之，视天下所乐，无以易之矣。顾爵位、车服、衣食、室庐之奉，果何物哉？予读《高堂延寿录》，既自伤致养之不逮，而嘉生之能爱其亲，而其书可以助孝子慈孙之养也。反复读之不厌。董生今有母八十余，耳目聪明，饮食动作如壮人。予知生之方既试矣，于是为书其末。
　　三、庞安时《墓志铭》
　　君性喜读书，闻人异书，购之若饥渴，书工日夜传录，君寒暑疾病，未尝置卷。其藏书至万余卷，然皆以考医方之事。晚好佛学，盖有得焉。以是年闰九月二十七日，葬于蕲水龙门乡图佛村。
　　君临终以书遗子，若托以铭其墓者。嗟夫！予名微位卑，又方得罪于时，何足以为君重。然君尝有得于予，且其孙必以见属，不得辞也。既铭其藏，又著所尝治而愈，人所传道者更刻于碑阴，且以为法。铭曰：
　　生民之病，尧舜是医。惟周与孔，世之良师。遘疠于身，扁鹊善治。惟民与身，同一矩规。猗欤于衷，孰毒于肢。有来求予，径取无遗。饮酒著书，终身遨嬉。欲知其仁，吊者垂涕。即化而安，不爽厥知。有考其书，铭以昭之。
  咏药吟诗，文坛巨匠
　　张耒的文学作品以诗赋的成就最高。今人李逸安等编辑《张耒集》，收诗2300首，散文、史论、议论近300篇。其诗平淡自然，不事雕琢。流丽，晓畅，清新，圆润，耐人寻味。由于他早年生活清贫，颠沛流漓，又屡遭贬谪，长期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除抒情遣怀外，又写了不少关于田野风光，稼穑艰难和民生疾苦的作品。如《劳歌》曰：“暑天三月元无雨，云头不合惟飞土。深堂无人午睡余，欲动身先汗如雨。忽怜长街负重民，筋骸长毂十石弩，半讷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饱儿女。人家牛马系高木，惟恐牛躯犯炎酷。天公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对下层贫苦人民的深刻同情，并为他们的悲惨命运呼吁，这在宋以前的古诗中是很少见到的。
　　在张耒的数千首诗歌中，有不少关于医药的诗，这与他娴于医不无关系。兹选录几首。
　　《菝葜》
　　菝葜，又名铁菱角，金刚刺，金刚藤。皆状其坚而有尖刺也。入药善利小便，祛风湿，消肿毒。
　　江乡有奇蔬，本草寄菝葜。
　　驱风利顽痹，解酸补体节。
　　春深土膏肥，紫笋迸土裂。
　　烹之笔姜橘，尽取无可掇。
　　应同玉井莲，已过苗头茁。
　　异时中州去，买子携根拔。
　　免令食蔬人，区区羡薇蕨。
　　《食蟹》诗
　　《梁溪漫志》载：“张文潜好食蟹，晚苦风痹，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满贮巨杯而食之。尝作诗曰：
　　世言蟹毒甚，过食风乃乘。
　　风淫为末疾，能败股与肱。
　　我读本草书，美恶未有凭。
　　筋绝不可理，蟹续牢如绳。
　　骨萎用蟹补，可使无骞崩。
　　凡风待火出，热甚风乃腾。
　　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冰。
　　俗传未必妄，但恐殊爱憎。
　　本草起东汉，要之出贤能。
　　虽失谅不远，尧跖终殊称。
　　书生自信书，俚说徒营营。
　　咏《枸杞》
　　江皋春气足，佳杞蕃新苗。
　　老泮饱霜露，余滋发柯条。
　　神农不吾欺，夸誉何叨叨。
　　坚筋及奔马，茔后察秋毫。
  戒食河豚，啜粥养生
　　河豚鱼，古称侯鲐鱼，又名廷巴鱼，其味美，为历代文人、食客所称颂。有“遍尝世间鱼万种，惟有河豚味最鲜。”“一朝食得河豚肉，终身不念天下鱼”之说。宋代诗人苏轼，也赞美河豚鱼“甘美远胜西施乳，吴王当年未曾知”。食河豚之风，几乎成了食文化重要内容之一。其实，河豚鱼有毒，早见于陈藏器《本草拾遗》，而且，因食河豚鱼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亦不乏记载，可是仍有人“冒死吃河豚”。张耒监于此，在其《明道杂志》中详述了河豚之为物，食河豚之害和中毒救治措施，提示时人不应贪味而枉死。
　　“河豚鱼，水族中之奇味也。苏子瞻在资善堂与人谈河豚之美，诸人亟口譬喻称赞。子瞻曰:‘据其味真是消得一死。’而河豚有毒，能杀人。中毒则腹胀，不尔必死。此鱼有二种，色淡黑，有文点，谓之‘斑点’，能毒人。其子不能食。中其毒者，水调炒槐花末及龙脑水皆可解。余见人有说中此毒，急服至宝丹亦解。橄榄最解鱼毒，其羹中多用之。”
　　文中介绍之救治法,效果如何，尚待验证，但在当时能提示人们河豚鱼有毒，不可食，是难能可贵的。
　　张耒是提倡“饱生众疾，节食养生”者。他在《明道杂志》中写道：“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饮食，最年老之相。此语未必然。某见数老人，皆饮食至少。内侍张茂，则每食不过粗饭一盏许，浓腻之物，绝不向口，老而安宁，年八十而卒。食取补气，不饥即已，饱生众疾，用药物消化，尤伤和也。食少则脏气流通而少疾。谚曰：夜饭少吃口，活至九十九。即三叟量腹节所受之意也。”
　　《梁溪漫志》载：张文潜《粥记·赠潘邠老》云：“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陆游依此法，每晨食粥，众疾不生。感而赋诗曰：“世上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苏轼亦谓：“夜甚饥，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陆游的食粥诗,苏轼对食粥的评价和宋以后药粥疗法的兴起，可能与张耒的《粥记》有一定关系。
　　张耒精于诗文，娴于医药，虽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颠沛流漓，仍能编撰不少诗歌文赋和医药文稿，这不仅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医药、文化史料。对于张耒等文学成就，宋高宗给予了正确评价，曾下诏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张耒为集英殿修撰。诰词曰：“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既概述了苏轼、张耒等人的社会影响，又肯定了其文学成就。巨名昭彰，青史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