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下有一个地名叫西圩门。我曾去过左宝贵墓地，有人告诉我，墓西小河边就是西圩门。这次在驴市巷谈天，与赵乃成、陈安邦、孙智等又提起此事，老人们指点说，西圩门在河下最西部，从琵琶刘向西，穿过城西干道再向西，至一条小河边即是。当年那里有一个八佛庵、吉祥院。
  西圩门是河下圩子的一个门。说起河下圩子话就长了。“圩”又作“围”，圩子就是筑起一道土墙，将一个乡镇或一个村庄围起来，派人巡守，外人进不来，起着保卫一方的作用。所以筑圩子都是在发生战争，天下混乱时期的事情。圩子一般都是用土筑成的。不是不用砖或石，主要是用不起，用土节省费用，挖出的土堆成城墙，下边就成了池，又快又好。当时淮安有好多圩子，如河北圩、下关圩、石塘圩、车桥圩、丁家圩、钦工圩、季家桥圩等，都是这样的。在制作修整，防守严密方面来讲，则以河下圩为最。其实古代人所筑的城，除了少数重要的以外，也就是这个样子。到了明代讲究的才有砖墙，而且多数是外面光，即只包外面，内面仍然是土。淮安的府城就是如此，现存的平遥县城也是如此。
  咸丰年间，捻军常来淮安骚扰。九年（1859）六月初，袁甲三来淮安任漕运总督，建议于城外建立围砦，以为之备。他说：“皖寇（指捻军）将来，筑圩方能堵御。河下人烟稠密，甲于他处，万一捻匪东窜，何以御之？”并云：“清江应筑圩守御，彼有河督，无庸我谋。城外地方则有藉诸君。”当时还派他的幕友徐云溪与河下人李元庚出城观察，大约是实地测量搞个预算。他们用一根20丈长的绳子作工具，从小坝起，西至泰山殿止，向北至盐河边止，向东至礼字坝新城西北隅止，由新城西北隅至广福桥过河，由三岔河至小坝止，绕了一个圈，进行丈量，预计筑圩二千丈有奇。并打算建圩门十座，包括过河水门三座。后来袁甲三又派张小圃观察、张汝梅州倅，与李元庚等再次实地考察。不久，袁甲三调走，当时人狃于承平，惮于兴作而未实施。十年（1860）二月初一日，捻军窜至板闸、河下，时城门已闭，坚不易入，即于河下焚烧杀戮，抢劫掳掠。据程秀峰记载，男女大小有册可稽，死逾千人。至于湖嘴之南北，白酒巷、花巷、杨天爵巷、估衣街、二帝阁东西，烧毁房屋不计其数。河下庙宇被烧毁不少，捻军将天兴观即三官殿各处窗槅堆积后殿中焚之。遂使丈六金身立时消毁。旁及文昌宫、斗姥楼二处，惨不可言。于是人们这才想起筑土圩子。
  当时官府派官派兵四处防守，而且是按地段派专人负责的。河下片的防守是山阳县丞叶廷眷。十年闰三月就职，他一见河下惨景，连忙入城，痛哭坚持要在河下筑圩。淮安知府顾思尧同意了，并亲莅监工。当时一边筑圩，一边屡屡告警。人们怕再次被焚掠，踊跃参与工程。先用十几天筑好了基础，接着加高，到了秋天终于完工。建成功的河下圩，以天然的运河、西圩河、市河为濠，依濠筑圩。北面东起新城城根，西至西圩壕；西边南起运河边，北至市河边；南面从湖嘴古枚里起至泰山殿止；东边依托原三城和萧湖。周长八里有奇，高五尺。新筑成的河下圩只有五个门，运河堤边有其二，东南门在小坝，名曰“古枚里”，西南门在泰山殿附近，额以“重门管钥”。这两个圩门，是前署宿迁知县胡容本按照顾知府指示所筑，均有城门楼橹，上边还筑有圩垛。正西在八佛庵前，阙名，人们至今仍称之为“西圩门”；北圩门在程公桥上，人即以“程公桥圩门”名之；东北在礼字坝，名亦久佚。北面有六个水门：曰回澜洞、曰沙坝、曰殷家码头、曰花巷、曰药师庵、曰毛家渡。南面也有六个：曰小坝、曰湖嘴、曰上一铺、曰中街、曰三板桥、曰四板桥。这些现在基本上都找不到遗迹了，甚至连名字也无人知晓了。此外，还有炮台八座。新筑的圩子比预想的缩水了不少，周长由二千丈变为八里多。一里是150丈，合1200多丈。但扩大了范围，原来不包括在内的整个萧湖全部囊括其中。
  圩成以后便立即显现效果。同治元年（1862）正月至四月，捻军又来，不能攻入圩内，只在圩外掠劫焚烧，圩内人民屹然不动。圩外附近居民很多搬到圩内住，也躲过了这一劫。这次前后有三个月之久，官民未受损失。同治七年（1868），赖文光到了淮安，也无法下手，经过下关、刘伶台而去。河下安然无恙，皆圩砦之功，正如古语所云“有备无患”。
  河下是淮安的商埠，众商云集，十分繁荣。当年地处运河与淮河之间，是漕运要道，盐运津梁，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很久以前就有人建议在这里筑城。明朝嘉靖年间，倭寇闹得很厉害，淮北盐的集散中心河下，更是倭寇袭击和掳掠的目标。商人之子、国子监祭酒河下状元沈坤，积极组织状元兵抗倭，在竹巷建立御倭屯瞭所，和其他防卫设施。在当时御倭的形势下，修城、筑城是一种风气。南边扬州筑外城，宝应筑城，西边泗州修城，北边临清双筑外城。为了保卫居民和盐商们的利益，曾经准备在河下也筑一座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之六《直隶事宜•江北诸郡》记载，闽县知县仇俊卿云：“淮郡西湖嘴，正人烟稠密处所，一遇寇至，搬移流离，況二城所容有限，欲将西湖嘴另筑一城。”可能在未得到官府正式认可之前，沈坤已经开始做了。但遭到淮安知府的反对，说沈坤“筑郛绝衢道自固”，阻绝交通，连淮安府通判经过也不让通行。通判回府以后，报告知府范槚，范大怒，马上命人将沈筑的“郛”推倒。案，郛就是外城，城外大廓，实即防御工事土圩子，大约就是沈坤已筑好部分圩子。后因官府认识分歧，加之“财力俱有未便”，才有联城之筑：“聊将夾城中间联筑为道，一自新城東南角楼起，抵旧城桃花营，一自新城西南角楼起，抵旧城北水关。”就这这么一耽搁，从嘉靖三十八年（1559）到咸丰十年（1860），就整整耽搁了300年。
  湖嘴又称满浦，是晋、徽、陕等地以及本地的巨商大贾聚居的地方，人烟稠密，市肆繁荣。明朝还曾在此设过驿站，叫满浦驿。在万历四年重修《明会典》卷之145驿运一旧有驿站名单中有记载，后被革除了。
  河下圩与一般的县城差不多大，与稍晚新筑成的清河县城差不多大。清江浦划给清河做县城，一直没有城池，咸丰十年焚烧得比河下还要厉害。光绪《清河县志》卷3记载：“漕运总督吴棠始建于城运河南岸，凭河守险，是为清河新县城。”“经始于（同治）三年之春，至四年秋而工竣，计长1200余丈。”合八华里多。
  河下圩从筑成到现在已有150多年了，圩与圩门均已不存在了，只能从老人们的记忆中去寻找。赵乃陈、吴善宝、陈安定等八旬以上老人说，他们从记事起看到的圩子，就只有二尺来高。说明很早圩子就坍了。又说北边的圩子在市河南岸一线。程公桥圩门在桥身的顶部。刘世华先生家原在程公桥北桥头，是看着程公桥长大的。他说圩门有三米多高，有三四米宽，两扇铁皮包的木门，门上有铁质门钉。左右各有一个小圆洞，可以看见门外的人。门上有像牌坊一样的门楼，门额有“程公桥”三字。圩子与桥连结紧密，是用城砖砌的，将栏杆包在里面，与圩子连成一体。圩外市河边有小路，是市河行船的纤道。圩门每天按时启闭，早上开门前，早就有人等着到圩子里头做买卖或有其它事。礼字坝圩门也是在桥上，与之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