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北带黄河，南络长江，中贯淮河，与运河有不解之缘。春秋时，淮安属一度强盛的徐国。据载，徐偃王为北上争霸曾在淮安修运河入中原。稍后，吴王夫差开挖邗沟，入淮处在末口（今淮安）。此后，魏文帝开挖山阳池，隋文帝杨坚开山阳渎(开皇七年，587年），他们修整联结江淮水道的行为，为建立淮安与运河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佑《通典·食货十·漕运》云：“炀帝大业元年（605），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又云：“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隋炀帝建立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体系，给扼守江淮的淮安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当时，淮安是联系京城洛阳与江淮的重要通道，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引起隋王朝的高度重视，并在此专门设立了管理漕运的行政机构。

  安史之乱（755年）后，唐王朝逐步丧失了中央对地方上的控制能力，因藩镇割据带来的战争给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从此，“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淮安成为唐王朝物资转运的重镇。进入宋代，宋太宗赵炅于雍熙（984年—987年）年间，“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又在淮安设江淮转运使，从此，淮安扼守江淮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元初，“岁漕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因海运兴起，淮安的漕运地位没有引起时人的重视。

  明清两代，贯串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以后，因淮安地处大运河的中部，遂成为天下交通的枢纽、京师以外的关键。淮安时有“七省通衢”之称，当时，南船北马汇集于此，给淮安带来了高度的繁荣。

  淮安政治地位的提升以及社会经济走向繁荣与明成祖迁都北京、改海运为漕运有密切的关系。永乐九年（1411），明成祖朱棣下令疏浚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淤塞的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始罢海运。是年，平江伯陈瑄又开清江浦五十里，导湖水以达清口。自是东南之舟浮于邗沟，济于淮，溯于河、于汴、于沁、于泗、于沂、于汶，沿于会通，入于卫，溯于白，达于大通，至都城六十里。”在明王朝的经营下，淮安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重镇。《明史·职官志二》云：“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一员。太祖时，尝置京畿都漕运司，设漕运使。洪武元年（1368）置漕运使，正四品，知事，正八品，提控案牍，从九品，属官监运，正九品，都纲，省注。十四年罢。永乐年间，设漕运总兵官，以平江伯陈瑄治漕。宣德中，又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督运。至景泰二年，因漕运不断，始命副都御史王竑总督，因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徐、和、滁三州，治淮安。成化八年，分设巡抚、总漕各一员。九年复旧。正德十三年（1518）又分设。十六年又复旧。嘉靖三十六年（1557），以倭警，添设提督军务巡抚凤阳都御史。四十年归并，改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万历七年（1579）加兼管河道。”明永乐年间在淮安设漕运总督后，淮安府遂极盛一时。

  为加强京杭大运河的管理，明王朝在淮安专门设立了漕运总督署。清王朝建立以后，除继续在淮安设漕运总督署外，康熙十六年（1677），又把河道总督署从山东济宁。漕运总督府是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机构设在山阳（淮安府治所），漕运总督府的最高长官为总督，官秩从一品，总督府的机构庞大，文官武校及下辖官兵有两万余人。河道总督府负责督办全国黄河、运河堤防、疏浚工程等，最高长官是河道总督，官秩从一品或正二品。从地理位置看，漕运总督府与河道总督府相距不到三十里。此外，为了稳定漕运、保障国家财政税收，明清两代还在淮安设置了淮安关、守备太监、盐运司等衙门，这些机构一方面强化了封建国家对漕运的管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淮安府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史称，“漕督居城，仓司屯卫，星罗棋布，俨然省会。夏秋之交，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淮安因漕运汇集大量的商贾，因漕运云集了一批居淮的文人墨客，从此，淮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康熙听政后办理的大事有三件，一是平定三藩；二是治理河务；三是整顿漕运。在这三件大事中，有两件与淮安府相关。从时间上看，三藩之乱发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平定于康熙二十年，前后仅用八年的时间。与之相比，治理河务和整顿漕运却是贯穿清王朝兴亡的始终，在这中间，执行中央治理河务和整顿漕运政令的中心是淮安。

  京杭大运河给淮安带来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在漕运制度中，无论是支运、兑运，还是长运，淮安仓储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湖广、江西、浙江、江南各省漕船所运米石需要在淮安盘验，淮安是南方各省粮船停留盘验之地，这点对淮安经济发展而言，具有特别意义。就清后期而言，仅江苏苏松道、浙江、江西、湖南、湖北通过淮安漕船计有 2659只，运丁计有26590人。此外，还有众多的催攒、押运、领运官员，以及防河官兵等。这些数量巨大的运丁及众多官兵多要在淮安停留，需要上岸吃、住，这会给淮安带来很大商机。另外，漕船给淮安送来各种各样物资，推动了专业性商业街巷和市场的出现，这些也给淮安商品经济带来了发展。

  经过明清两代的建设，淮安成为与北京、杭州、扬州齐名的商品集散地，其繁华远远超过许多省会城市。《光绪淮安府志》描述其繁华的盛况时写道：“自府城至北关厢，由明季迨国朝为淮北纲盐顿集之地，任鹾商者皆徽扬高资巨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辏；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与郡治相望于三十里间，榷关居其中，搜刮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之所在，百族聚焉，第宅服食，嬉游歌舞，视徐海特为侈靡。”京杭大运河使淮安成为商品经济的重镇，提高了淮安在全国城市中的知名度。

  在漕运、盐运以及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淮安的外来人口呈不断上升的势态。淮安的外来人口主要由五个方面的人士构成：一是明清时期漕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些中央派出机构大量入驻淮安，使淮安出现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二是淮安是运河沿岸著名的四大粮仓，中转粮食势必要涌入大量的外来人口；三是因黄河改道、淮河泛滥，洪泽湖等无法担负起调节运河水位的能力等诸多原因，自淮安府以北的运河水位处于下降的趋势。为了保证漕运，一些运往北方的货物必须在淮安府的清江大闸上岸改为陆路运输。这样一来，也使得淮安水陆交通即中转的地位日益突出；四是叶淇改“开中法”以后，使淮安成为淮盐的重要集散地；五是在漕运的刺激下，淮安成为商人云集之地，成为手工业者汇聚的地方，成为全国知名的商品集散地。这些外来人口大量地涌入淮安，使淮安人口急剧上升，给淮安古城带来了新的面貌。一些商人如盐商来到淮安后，因其富庶纷纷落户或入籍。如晚清著名的出版家、地理学家王锡祺的祖上经商来到淮安，干脆入籍淮安，从此不再返回老家山西太谷。据《乾隆淮安府志》，淮安府治所山阳县（今淮安区）常住人口“不下数十万”。结合鄂喜《宽减米价》“淮郡三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一语看，“不下数十万”当为数十万户人家，即淮安的常住人口在百万以上。又《光绪清河县志》，扼守京杭大运河咽喉的清江浦，人口一度“猛增至数十万”。围绕清江大闸展开的东西长街，商铺林立，各蜿蜒十里，聚集了南来北往的商人和四处奔走的行旅之人。又据《淮安河下志》，河下镇有13坊（其中街道22条、小巷91条）的规模，形成了“纵横衢路，东西广约五六里，南北袤约二里”的街区，其“阖邑称鼎盛者，垂三百年”。如果把这些人口累加起来，淮安府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都市当不成问题。

  明初，盐政实行“开中法”，所谓“开中法”是指“召商输粮而与之盐”（《明史·食货志四》），发证（时称“盐引”）给运粮于边的商人到转运司指定的盐场支盐，并运售到指定的地点。明弘治五年（1492），淮安人户部尚书叶淇建议废除“开中法”，实行“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明史·食货志四》）的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商人只要在运司所在地纳银，就可以“中盐”，即可获得运盐和卖盐的许可证。

  元明清三代的食盐有井盐、池盐、海盐之分，三盐之中以海盐品质为优。北宋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开封、洛阳、长安，因此，用盐基本是用北方的池盐和井盐。元明清三代因政治中心北移，遂普遍使用海盐。海盐比池盐、井盐便宜，且品质优良。海盐之中又以淮盐的品质最优。淮安是淮盐的生产地，盐河两岸布满了盐场。这一制度实行后，因淮盐品质优良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又因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是一繁忙的水陆中转码头，因此，大量的盐商来淮安购盐。史称，“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盐策富商咸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因淮盐有利可图，不但当地赴边屯垦的商人纷纷返回家乡，就连其他地区的商人也纷纷迁到淮安。

  除了大量的盐商、行商汇集到淮安外，坐商的队伍也日渐扩大，这样，淮安很快就形成了农产品、棉纺织品、丝织品、油类酒类、干鲜果品、纸张、竹木藤器、铁铜器等种类齐全的商业市场。商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在淮安出现了米市、柴市、牛羊市、驴市、猪市、海鲜市、鱼市、莲藕市、草市、盐市等专业性商业市场。明人邱琼山吟唱道:“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这里所说的“西湖嘴”是指河下湖嘴大街与运河衔接处的码头。清黄雨亭《山阳竹枝词》云：“关楼百尺倚淮楼，小吏凭栏气象遒。过午贾船齐放渡，笙歌如沸占扬州。”淮安的繁荣甚至超过了唐宋以来一些著名的商业都市扬州。故《淮安河下志》卷一云：“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舆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阛阓之间，肩摩毂击，袂帏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每当元旦、元夕、社节、花朝、端午、中元、中秋、蜡腊，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锦绣幕天，笙歌聒耳，游赏几无虚日。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好行其德者，又复振贫济弱，日以任恤赒济为怀，远近之挟寸长、求嘘植，及茕独之夫，望风而趋，若龙鱼之走大壑，迹其繁盛，不啻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所叙述，猗欤盛哉。”按照这一说法，淮安的繁华完全可以与两宋的京城开封、杭州一争高低。

  因交通便利，淮安的工商手工业十分发达，其中，造船业、酿酒业、晒盐业、建筑业等名扬全国。如明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创办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清江漕船厂。《漕运通志·漕船表》云：“至正统间，江南江北始限造船一万一千七百有奇，清江十九，卫河十一。后清江该造之数复析浙江、南直隶等卫，俾归自造，隶清江者，惟南京、镇江、江北直隶诸卫所而已。”明代，淮安清江浦的造船业领先于全国。

  据《淮安河下志》，商贾麇集骈至，使淮安成为天下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给城市的面貌带来巨大的变化。如在商贾的经营下，淮安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会馆，其中有定阳会馆、浙绍会馆、润州会馆、福建会馆、江宁会馆、四明会馆、新安会馆、镇江会馆、江西会馆、湖北公所等。这些会馆耸立在城中，给淮安增添了新的景观。会馆是为行商准备的住所，会馆大量地涌现在淮安的街头，本身也说明了淮安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场所。当一些行商在会馆中固守旧有的文化传统时，另一些行商主动地入籍淮安，则揭开了将原有的文化传统融入淮安的一页。这一时期，淮安出现了一批商人的豪宅。黄钧宰云：“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北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其建筑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与此同时，商贾们揭开了兴建私家园林的序幕。据《山阳河下园亭记》，当时，兴建在淮安河下的私家园林至少在七十座以上。这些园林大部分为官绅、盐商所筑，其中官绅张新标的曲江楼、盐商程嗣立的菰蒲曲、盐商程鉴的荻庄等极负盛名。《淮安河下志·园林》云：“河下繁盛，旧媲维扬。园亭池沼，相望林立，先哲名流，提倡风雅，他乡贤士，翕然景从，诗社文坛盖极一时之盛。”这些名园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他们应邀宴集于园中，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篇。

  淮安自古人文荟萃，汉代有名满天下的辞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建安时期有陈琳，南北朝时期有著名的诗人鲍照，唐有“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宋代有“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宋元之际有著名的画家龚开，等等。明清以后，淮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使淮安成为名震一时的文化之邦。如古典长篇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清“淮南二邱”邱象升、邱象随兄弟，诗人鲁一同，女才子邱心如（弹词《笔生花》的作者），著名诗人及理论家潘德舆，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边寿民，开启乾嘉学派的经学大师阎若璩，晚清经学大师丁晏，考古学家及甲骨文专家罗振玉等，他们犹如灿烂的群星，给淮安古城增添了无限的风采。

  淮安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一大批文人雅士或短期逗留或落户淮安。这些文人雅士与当地人一道创造了淮安文学和学术的辉煌。清顺治初年，在阎修龄（经学家阎若璩的父亲）等人的推动下，淮安成立了著名的文学社团———望社。这一文学社团享誉大江南北，在清初诗坛上备受瞩目。当时参加望社的既有当地的文人，也有客居淮安的文人。在客居淮安的文人中，其中有徐州的阎尔梅、万寿祺等，浙江萧山的毛奇龄、钱塘的潘问奇、胡介等，他们长期寓居淮安，与当地文人共同开创了淮安诗歌及文学的新局面。这里仅以诗歌创作为例，《江苏艺文志·淮阴卷》著录淮安诗人的诗歌集有440多种，清人丁晏编《山阳诗征》列明清淮安诗人或长期寓居淮安的诗人有378人，王锡祺《山阳诗征续编》列明清淮安诗人或寓居淮安的诗人有803人。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淮安诗歌创作走向繁荣与当地文人及客居淮安的文人有着密切的联系。顺治十三年（1656年），有感于淮安诗歌创作成为雄视一方的重镇，邱象随专门编纂了《淮安诗城》一书，邱象随用“诗城”来修饰“淮安”，从中既可见淮安诗歌创作的盛况，又可知淮安是明清两代诗歌创作的重镇，在全国具有特殊的影响力。

  淮安是文化之邦。明清两代，淮安河下中进士者有67人（包括状元、榜眼、探花），有举人、贡生160多人。一个弹丸之地出现如此之多的读书人，在全国都十分罕见。在历史的进程中，淮安形成了尊师重教、蔚然向学的优良传统，乃至于在科举考试中，出现了像明代沈坤那样的名震一时的状元。

  当时，外来人口特别是巨商大贾涌入淮安，花重金聘请宿儒名士执教成为一时风尚。起初，淮安没有书院，为了使更多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一些驻守淮安的官员开始从事书院建设。据文献记载，最早的书院建于建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创办的地点在翁公家祠与淮关前监督党古礼的爱莲亭。当时，任淮关榷使的图兰有政声，为此，“士民倾戴，共建书院祀之”。清嘉庆三年（1798年），淮关榷使阿厚安以“文津书院”命名，揭开了书院建设的序幕。嘉庆十年，淮关榷使李如枚购地重新建设文津书院。新的文津书院落成后，李如枚写下《文津书院落成，题示诸生》五律四首。为庆贺这一盛事，有五十多个文人为之写下了和诗，随后又辑成《文津唱和诗》一卷。从此，文津书院成为淮安著名的教育机构，造访的文人留下了大量的吟咏文津书院的诗篇。

  这里，有必要专门谈谈淮扬菜。独具特色的淮扬菜冠三大菜系即淮扬菜、四川菜、广东菜之首（其他菜系都是在这三大菜系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淮扬菜形成于清代中叶，因制作精美、讲究色香味，很快在大江南北流行起来，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菜肴。问题是，为什么淮扬菜能受到不同地区各界人士的欢迎呢？究其原因，是因为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是七省通衢，是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地方。当不同口味的人士汇聚到淮安时，聪明的淮安人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适应了不同人士的口味和需求，形成兼收并蓄的饮食特点和风格。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丁晏指出：“淮土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江南诸郡，文物华丽，而或失之浮；河北诸郡，气质颛固，而或失之野。惟淮阴交错其间，兼擅其美，有南人之文采，而去其浮；有北人之气节，而去其野。《隋书》志云：重礼教，崇信义。《元史》志云：喜学问，从教化……卖鱼之逸民，虽在妇人、奄竖、贸易、负贩之夫，犹知敦行厉节，况于士大夫之垂绅委佩、秉礼横经者哉。”此语虽说是论文，但移来论淮安人为什么会创造出淮扬菜？进而使淮扬菜兼有南北菜肴的特点也是有意义的。此外，漕、河、盐、榷四大中央派出机构同时驻扎淮安，巨商大贾也汇聚在淮安，各地人士汇聚淮安，则为淮扬菜兼有南北口味的特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稗类钞·饮食类》例举的天下精美筵席共有五种，其中，淮安人创制的筵席有全羊席和全鳝席两种。其云：“清江庖人善治羊，如设盛筵，可以羊之全体为之。蒸之，烹之，炮之，炒之，爆之，灼之，熏之，炸之。汤也，羹也，膏也，甜也，咸也，辣也，椒盐也。所盛之器，或以碗，或以盘，或以碟，无往而不见为羊也。多至七八十品，品各异味。号称一百有八品者，张大之辞也。中有纯以鸡鸭为之者。即非回教中人，亦优为之，谓之曰全羊席。同、光间有之。”又云：“同、光间，淮安多名庖，治鳝尤有名，胜于扬州之厨人，且能以全席之肴，皆以鳝为之，多者可至数十品。盘也，碗也，碟也，所盛皆鳝也，而味各不同，谓之全鳝席。号称一百有八品者，则有纯以牛羊豕鸡鸭所为者合计之也。”当然，淮扬菜不完全是淮安厨师创造出来的，其中，还有扬州名厨的参与。但“淮”冠于“扬”之前，却表明了为淮扬菜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淮安人，即淮扬菜的主体是淮菜。

  淮安是中国运河城市中的典型，运河中淮安的悠久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运河的历史。可以说，淮安的兴衰与运河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与运河的命运紧密相连，它既见证了运河的辉煌，也经历了运河的衰落。那么，淮安是如何从一个普通城市成为历史上著名的运河城市？是怎样成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为“运河之都”的？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