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蹒跚起步，西方先进金融文化也频频影响并催生着民族资本银行业的觉醒。在摆脱贫苦落后、封建守旧桎梏的过程中，中国金融业开始了自己的创新求存之路。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银行趁势崛起，其中，尤以“南三行”、“北四行”为南北民族资本银行之杰出代表群体。他们势力范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南、北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是我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北四行”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民族资本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通称。“北四行”初期以天津为活动中心，先后在天津设立总行或分支机构，他们在天津本埠的金融活动，以及以天津为中心对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业务辐射，奠定了其在整个华北地区金融活动的控制地位。​
  “破茧之地”天津成为华北金融中心​
  1860年，天津被迫成为通商口岸，港口贸易和近代工商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国际、埠际汇兑以及全面的资金融通需求。租界的产生也为外国银行进驻天津提供了条件。1881年，英国汇丰银行最早在天津设立分行，成为天津第一家外国银行。很快，法、美、德、日、俄等国银行也纷纷进驻天津，并获利颇丰。随着天津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和国际贸易加速发展，民族资本企业逐步开办与振兴，中国自办银行开始进入天津。1897年5月，中国人自行创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同年底，即在天津开设分行；1905年起相继成立的户部银行（后改名为大清银行，1912年改组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也纷纷在天津开设分行。辛亥革命后，天津及其附近的民族工商业快速发展，北洋政府也经常需要通过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筹措财政资金。而此时外国银行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遭遇业务收缩甚至停业，国内民族资本银行迎来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期。​
  20世纪初，据不完全统计，天津有国内外银行100多家，密布于原法租界大法国路和英租界维多利亚路（今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及其周围，银行资本总额占全国的15%，资金流量仅次于上海，成为华北的金融中心。1915-1919年期间成立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在创始之初都得到北洋军阀的大力支持，获得快速发展，1921年成立的中南银行更是全国第一家侨资银行，开业之初就拥有堪称雄厚的资本实力。​
  “北四行”不约而同地将业务重心置于开放、充满贸易和资本机会的港口城市天津，从1915年至抗战前夕，开展了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业务经营活动，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重要商埠，逐渐发展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金融力量。
  “投资工商业  自系天职”不遗余力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
  “北四行”中，金城银行尤以侧重投资工矿、交通等实业企业而为行业著知。创办第二年，金城银行董事会即提出“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投资目的有二，“专谋营业上之利益”和“助长工商事业之发展”。在此思想指导之下，金城银行投资了100多家企业，涉及纺织、化工、面粉、煤矿、食品、印刷、建筑、机电、铁路交通等多个领域，工矿企业放款总额从1919年的83万元增加至1927年约700万元，约占1927年金城银行全部贷款额的25.5%；铁路放款从1919年的22万元增加至1927年约401万元，约占1927年全部贷款额的14.6%；两项合计约占全部贷款数的40.1%。1917年至1927年间金城银行共获净利1065万元，资本净得率166.2%，在实业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跻身全国十大银行之列。特别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屡次力排众议，先后贷款百万余元，支持国内第一家民办制碱公司——永利制碱多次渡过资金难关。1924年，永利制碱化学专家侯德榜制造出“红三角”纯碱，不仅获得1926年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金质奖，还打破了洋碱对国内市场的垄断，是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大陆银行同样不遗余力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1932年，傅作义计划兴办绥远毛织厂，生产军用及民用毛毯、毛呢等物。因资金紧缺，向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求助贷款。经谈荔孙多方奔走联系，最后由天津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共同贷款10万元。谈荔孙还代笔傅作义与南京洋行磋谈，统一安排整套毛纺织染机器设备购买、机器安装、技术指导及工人培训，最后产品成功生产并销售于西北、华北各省乃至平津地区。​
  此外，中南银行与金城银行联合实施了对溥益纱厂、北洋纱厂、永利化学公司的投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还联合交通银行向天津电话局发放15年长期贷款，扶持公共事业发展等。​
  “厚集资力  互通声气”我国近代银行业的联营创举
  1921年，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海外游历时，对外国银行资本雄厚、开展资金调剂、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做法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即与好友、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探讨联手经营之事。1916年京津沪地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挤兑事件更让吴、胡二人感到，在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不稳的情形下，与外国银行相比，国内银行业“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实难与敌”，应“群策群力联合进行”，“以资发展”。1921年，盐业、金城、中南银行决定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营业既各不牵涉，合作也不受束缚”。次年大陆银行加入，对外即称“四行联营事务所”，以“厚集资力，互通声气，提高信誉，扩展业务”为宗旨，是我国近代银行业中唯一一个联营组织。联营项目包括“联合营业事务所”、“四行联合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四行信托部”等，联营事业在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1926年，“北四行”资本总额2456万元（同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资本总额2747万元），占全国24家重要资本银行资本总额的21.4%。1934年，“北四行”资本总额达3250万元，1935年法币改革前，“四行联合准备库”的中南银行券发行量达到7228万元，约占全国发行总额的12.3%，为仅次于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发行机构。而“四行储蓄会”通过保本保息、盈余按比例分红等吸引了社会大量存款，从1923年成立伊始的各项存款约43.6万元急剧增加到1934年的吸储总额9233万元。​
  “远东第一高楼”房地产投资经营的杰作​
  “北四行”中，大陆银行很早便设立了信托部，主营金钱、证券、债券和动产、不动产业务。其信托基金和款项投向包括房地产买卖及兴筑、房地产抵押贷款等。1932年大陆银行投资建设的大陆商场，即为开展房地产开发和商铺出租经营业务。为使码头仓储和抵押借款有所保证，大陆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中开始建立大型仓库，存放各种商货物，对本仓库所出的栈单，抵押借款时可获得优惠利息。其中1926年建造的厂房仓库（现天津张自忠路223号），内设有壁垒森严的金库，直至目前仍在使用。正是凭借在仓库事业的多番努力，大陆仓库最终打破了英商平和洋行对天津仓储业的垄断，获取了英商洋行70%的业务。​
  “四行储蓄会”在存款额节节攀升之时，也将投资业务伸向了房地产领域。1931年，“四行储蓄会”斥巨资购进上海市跑马厅对面派克路（今南京路黄河路口）上的一块地皮，耗资420万元，历时3年有余建造了当时国内最高的建筑——国际饭店，并在一楼设立银行储蓄部。国际饭店以高83.8米、共24层的绝对优势成为了远东第一高楼，更是当时上海金融中心的地标建筑，是奢华与上流社会的代名词，不仅创下数个中国“之最”，还是各界名流、社会精英以及商贾巨子的汇集之地，梅兰芳、胡蝶、宋美龄、张学良、钱学森、郭沫若、蒋经国等均曾在此留下足迹。​
  “共赴国难 何惧之有”民族银行家的社会责任与爱国情怀​
  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不仅是位杰出的银行职业经理人，更是社会服务经营理念的忠实践行者。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大陆银行举办儿童优惠储蓄，在清华、燕京、辅仁等高等院校内开设办事处，赠送中学生毕业会考奖金、设立奖学金及儿女教育储金等，积极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大陆银行还推出了针对子女婚假、家庭日用、养老、丧葬等“特种定期存款”，受到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客户欢迎，单凭此项业务就获得了大约股资十分之一的15年长期定期存款。为了保证提供优质柜员服务，大陆银行还要求无论客户大小，柜员都必须起立到柜台前接洽客户，不得对客户大呼小叫，不准任意抛掷客户单据等，无不显示出大陆银行执掌者的济世胸怀和战略眼光。​
  中南银行董事长、南洋侨民黄奕柱在抗战爆发后，以岳飞自喻，拒绝加入外国籍，誓与国家共存亡。他说：“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岳飞还我河山，血红四字，精诚威严，墨舞心声，流芳千古。”黄奕柱还登报发出启事，通知各地储户不论定活期，即日可前往中南银行领取存款本息，在国家危难、民族安危之际，始终想着银行应有之信用，最大限度地保护储户利益。
  盐业银行创办人张镇芳之子张伯驹，曾任盐业银行董事长、监事等，酷爱文物收藏与鉴赏，大部分财产都用于此。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遭遇绑架，家中竟无力支付赎金。张伯驹以绝食会面夫人，在性命攸关之际却还悄悄关照无论如何不得变卖家中收藏。前后僵持8个月，竟逼得绑匪主动将赎金由之前的300万伪币降到40万伪币，最终侥幸脱险。就是这样一位视祖国文物胜于生命的银行家，却在解放后挑选自己珍藏多年的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
  同样传奇的还有“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经理胡仲文、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陈亦侯等银行人。1924年，盐业银行向清王室贷款80万银元，获得宫中2000余件珍奇古玩抵押品，其中包括16口极为珍贵的、为庆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打造的纯金编钟。珍宝到期未能赎回，金编钟被藏于北京东交民巷盐业银行的地下金库中。“九•一八事变”后，金编钟等国宝被秘密分批从北京运到天津法租界，藏于盐业银行天津分行地下金库。“七七事变”后，金编钟被再次转移到目标更小的“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地下室，并埋以煤堆避人耳目。胡仲文、陈亦侯及其工友不顾自身安危，先后与北洋军阀、日军、国民政府财政总长孔祥熙、军统特务戴笠等展开周旋，在美色、金钱、权贵等各种威逼利诱前守口如瓶，保护国宝金编钟直至解放。1983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影片《瑰宝》就以此故事为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