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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状元沈坤

2019/7/31 10:39:17    作者:刘怀玉    阅读:172    评论:0

  明朝嘉靖年间,是倭寇最猖獗的时代。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包括我们淮安地方在内,人民经常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加上历代水旱频仍,灾难十分深重。在多年的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不少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人们所熟知的戚继光、谭纶、余大猷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淮安状元沈坤是戚继光同时代人,也是一名抗倭英雄。沈坤与戚继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戚继光自己训练了一支民兵,作战极为勇敢,称之为“戚家军”,沈坤也散家赀募集乡勇,亲自训练成一支千人的乡兵,时人称之为“状元兵”;戚继光在抗倭胜利以后,遭到排挤打击,以致被罢官,沈坤于抗倭胜利以后,被人诬陷,瘐死诏狱。戚继光、余大猷等人的事迹,被载入史册,后来又有专书介绍,因而历来为人们熟知,而沈坤的事迹,因碍种种原因,未能载入正史,逐渐湮没。本文拟将沈坤的事迹作尽可能详细介绍,以求其英名永垂千古,激励后进。
  经过南宋几次激烈的楚州保卫战,加上李金乱淮,淮安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元气大损。虽经元代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尚未恢复,又经改朝换代的战争,淮安一直未能得到发展。明太祖认识到淮安虽然疲惫不堪,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向淮安派驻了四个卫的兵,并大量向淮安移民,使淮安逐渐恢复生机,慢慢繁荣起来。沈坤家的先入隶籍大河卫,就是这个时候由江南随军队迁居淮安的。明成祖迁都北京,又修通了南北直接通航的大运河,使淮安的战略地位得以上升。淮安地处大运河与黄河(即古淮河)交汇点,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南方的稻米、木材、药物等等贡品,以及边饷军需,均由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无阻,朝廷特设漕运总督专管此事。漕运总督署就驻在淮安城。这是一个省部级机构,它的下面还设有漕储道、总兵府、参将府、理刑衙门、船政厅等许多部门。淮安又是一个府城,府衙、县衙及其附属机构也很多。加上几个卫及十多个千户所,淮安城内到处是官府衙门,有“官如清舍”之称。和老城内相比,城西北的河下镇则又是一番景象。因为地处淮河之滨,南北漕运船只要在这里交汇,船上携带的货物要在这里销售,南来北往的巨商大贾、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在这聚会,使这儿成了一个商埠,促进商业繁荣。经济繁荣,另一个原因,这儿又是淮盐的管理和集散地。淮北是当时全国最大产盐区之一,所产盐质量最好,产量最大,而其中大部分要到淮安集中批验,然后转售各地。盐大使批验所就设在河下,河下则设有许多盐仓。这儿依靠盘驳搬运盐为生的工人上千户,是资本主义萌芽很早的地方。淮安有个怪事,经营较大商业的多是外地人,例如盐商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如陕西杜姓、山西阎姓(阎若璩的先人)、安徽来的程姓、吴姓、金姓等等。各地杂聚商人在一起,促进了经济文化交通交流,他们的活动,不但使这里产生许多高屋巨宅、私人园林、亭台楼馆、市面繁荣,而且使这儿人文荟萃,造就了许多人材。据统计,明清两代山阳县举人以上中式者,这弹丸之地即占了淮安府的五分之一,而且状元、榜眼、探花齐全。大学士丘浚过淮安时曾作了一首诗,诗云:“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可想当年这儿是何等繁荣热闹了。
  沈坤的家就在河下竹巷街梅家巷头。他家祖籍昆山,来淮已经好几代了。他的曾祖父叫沈澄,祖父叫沈蕙,字廷器,父亲叫沈炜。字文盛,别号卓亭。先辈都是大河卫的军籍,经营什么行当不清楚,不过,他的父亲确实是个商人,大概是由于他家杂处在商人云集的地方而沾染上的。他“自少事贾”,经常到江南去做生意。但是,他缺乏一般商人的本领,做生意经常失利。
  沈坤生于明正德二年(1507)。按照万育吾《三命会通》卷九记载,沈坤的八字为“丁卯、壬子、己酉、甲子”,按四柱法推之,沈坤亦当生于是年(丁卯)十一月初十日子时。
  沈坤字伯生,一字伯载,号十洲,是沈家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沈坊,字伯礼,号寰洲。另外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叫德容,一个叫德真。德容嫁给张侃,后来张侃也考中进士,任刑科给事中,与沈坤同朝为官。
  沈坤生得很聪明,接受能力很强,经史子乐、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在当时的青少年中学业显得很突出。他的父亲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线曙光,因而十分钟爱他,希望他在读书上有所成就,将来做个大官,改变他这个不象军人又不象商人的门庭。他把他全部精力放在培养沈坤上。他到江南做生意,有了赢利,就全部用来购爻图书、古玩等“不急之物”,一趟一趟带回家,这给沈坤读书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沈坤能够集中精力安心读书,他让沈坤一个人在新城南门一个宅子里钻研学问,不许与外人随便来往。据说只有沈坤的好朋友吴承恩可以例外。只要吴承恩一到,沈炜就亲自到门口去迎接。因为吴承恩是他们家的邻居,年龄比沈坤大一岁,但肚子里的学问却很渊博。他与沈坤从小就是同学,后来他俩又一同进县学、府学,并“互拜其父母”,他是沈坤的良师益友。(沈坤后来非常尊重这位学友,先是将自己的女儿许给吴承恩的儿子凤毛,后因凤毛早夭而未成。)沈炜很喜欢与吴承恩淡古论今,即旋时问长了也不感到疲倦,并且每次都拿出好吃的东西来招待他。沈炜对沈坤的期望值非常高。有一次,吴承恩又来了,他招待吃饭,喝了两杯酒以后,精神焕发,一手按了按头巾,一手举起酒杯对吴承恩,说:“吴君,我这个儿子不是凡儿,将来一定要中状元,做卿相!”
  看来沈炜是个无福之人,当沈坤21岁时,未能看到沈坤中举就突然病故了。这时他本人也只才四十六岁。沈炜的死给沈家一个无情的打击,生活上产生了很大的困难。从此,他家孤儿寡母,再加上年老的祖母范太夫人共六口人,全都依靠母亲于氏一人操劳。于氏继承了丈夫的遗愿,继续供给沈坤弟兄读书。嘉靖十年(1531),沈坤不负家人期望,刚二十五岁便二考中了举人,他的弟弟沈坊也进了学。
  关于沈坤的中举,《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第38卷引《关帝圣迹图志》记载着这洋一个故事:“江南淮安府沈坤虔奉关帝,是年大比,坤祈祷帝前,赐示闱中题目,诚心哀告。一友诣其家,从背后窃听之。掩口大笑而去。其友即拟七题,潜置香炉座下。次日,坤焚香见之,喜曰:此帝赐也。即依题摹拟七篇,心记不忘。中秋进场,主考所出之题,即前日所拟之题,不谋而合。不假思维,挥成七艺。及放榜,而坤已中式;其友亦进场,未中。后坤状元及第。”沈坤家经营商业,虔信关帝是可信的,但求题得题纯属巧合。有人认为这位拟对题目而又未中的”友人”,就是他的好友吴承忍,看来是可信的。
  又过了十年,到了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三十五岁的沈坤考中了状元。这是轰动全淮安的一件大事。因为自有科举制度以来,淮安人中状元这还是头一次。他的母亲及全家、亲友。以及地方士绅都很高兴,纷纷前来祝贺。吴承恩后来也赠了他一首诗:
  东风朝马散鸣珂,北极晴光带玉河。寒食中官传画烛,春衣倚史捧香罗。蓬莱雪后烟花满,阊阖天心雨露岁。染翰朝朝供研滴,凤池新绿酌恩波。他原籍昆山县的文人们,也把他中状元的事迹写进《昆山县志》,引
为荣耀。
  沈坤中了状元以后,按照明朝的惯例,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这个官从六品,比掌管一县的知县高一级,但极为荣耀,就在皇帝身边做文学侍从,为所有读书人羡慕。而且,明朝中期以后,辅臣即宰相必须是翰林出身,这就更为士大夫所看重的了。然而,沈坤的秉性注定了他很难顺着这样的轨道发展下去。因为当时严嵩当道,此后的几十年是最黑暗的时代。凡升官、官大官小,全凭贿赂严嵩父子多少来决定的。沈坤生来“任气违俗”,即很自负,很正直,不肯吹牛拍马应时俯仰搞庸俗的这一套,因此,他很难被重用,而且,随时都有被赶出去的危险。果然,三年后他吃了一场官司。那一年又值全国大比之年,各地举人进京应试。皇帝任命张潮江汝璧为主考官,沈坤为阅卷官之一。大学士翟銮的两个儿子翟汝俭、翟汝孝,此二子的老师崔奇勋,还有他们的姻戚焦清都参加了这次考试,此四人竟同在一房,而且都高高地考中,于是就有人揭发他们行贿、舞弊。其实这都是严嵩在后面挑动的,引起嘉靖皇帝大怒,将翟銮削职为民,并将其二子等人功名革去。这场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沈坤无端也被扯了进去,说他所取的陆炜也有舞弊行为。翟銮被搞掉以后,又说沈坤没有问题,这场风波就这样有惊而无险过去了。这一次考试,沈坤的妹夫及淮安的倪润都参加了,而且都考中了,幸好没有被牵扯上,如果有人硬性从中诬陷,事情也是不大容易说得清楚的。
  这年冬天,沈坤当官三年期满,按例要封赠其父母,死了的父亲被赠予翰林院修撰文林郎,活着的母亲被封为安人。其时,正好老安人六十四岁寿辰即将到来,沈坤请了个假将母亲送回淮安,11月15日,在老家为他母亲大大庆贺了一番。当时,吴承恩曾写了一篇《介祉颂》为她祝贺。
  嘉靖二十五年,沈坤请病假在家。当时淮安的漕运总督王暐调任总督仓场(促?)离开淮安,淮安的群众和士坤认为王暐是位好官,为淮安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决定为之建祠立碑,并请沈坤这位翰林公撰文。这块碑今已残,部分碎块今存市博物馆。
  沈坤在北京翰林院整整待了十三年,官没升半级。直到嘉靖三十三年五月,才升为右春坊右谕德,但不再在北京任职,派他到南京署掌南京翰林院事。沈坤离开北京到南京去做官,顺道路过淮安,便将他年过七旬的老母接到南京任上去奉养。又过了二年,沈坤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如果把南北翰林院加在一起算,一个状元困在翰林院十五年不得升迁,实在很难找到第二个。
  不巧的是,这一年8月15日,沈母于太安人在南京病故了。按照封建礼制,沈坤必须辞官不做,回家安葬母亲,并在家守制三年。因此,沈坤便予当年秋天回到了家乡淮安。12月21日,将其老母与其父亲合墓在淮安城东七里塘(今城东乡花庄村境内),并请他当年的同学好友,曾经是儿女亲家的吴承恩。为他的父母撰写了墓志铭。状元公、翰林公、国子监祭酒,以此身份去请一些大人物撰写墓志铭,一是当时的风气,二也是办得到的。但他偏偏不去请,只请连举人也不是的吴承恩去撰,这可看出沈坤是多“任气违俗”,也看出他对吴承恩是多器重。
沈坤一生中最大的业绩不是读书做官,不是中状元、做翰林,而是抗倭。
  日本在1332年以后,长期处于内战局面,南朝因失败丧失军职的武士,在国内站不住脚,流亡在海岛上,成为无业的“浪人”。他们勾结一些流氓和奸商,还利用一部分破产农民,合伙到中国沿海地区来,时而进行走私活动,时而进行抢劫,实际上是一伙杀人越货的海盗。因为日本古称倭国,所以习惯上称这些海盗为“倭寇”。到了十五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期。各割据政权,争着以日本国的代表列中国来进贡,所隔进贡,就是通过日本进献和中国赏赐的方式进行的一种贸易活动。由于明朝政府对进贡的次数与人数限制得很严,官方的贸易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他们就支持那些浪人来中国掠夺物资和财富,因此,倭寇就更加猖獗起来。淮安是沿海重镇,其所属盐城,庙湾(今阜宁县城)都是海防前线。淮安又是漕运要道,因而成为倭寇骚扰的重要目标。每遇东南风,倭寇即飘洋而来,由庙湾窜犯淮安,奸淫杀戳,淮安人民受尽了苦难。倭寇闹得最凶的正好是沈坤在家丁母忧的那几年。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寇由日照南来,经赣榆、沭阳、桃源,至清河,“流害千里,杀戳千余。”三十五年秋,沈坤刚到家,倭寇就在瓜洲焚烧了一批漕运的官船。第二年春天,倭寇又从如皋、海门上来,抢掠南通、扬州、高邮、宝应、淮安。五月,另一路倭寇由天长、盱眙、抢掠泗州、淮安。这几年中倭警不断,偏又不断闹水灾,淮安人民极端困苦。淮安当时还驻扎着淮安、大河两个卫(邳州卫、宽河卫已调驻邳州和辽东),淮安卫七个千户所,大河卫五个,按编制兵力应有一万三千余人。而且还有镇守淮安的总兵、参将,军事力量算得是雄厚的,抵御这些小股倭寇,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但因为政治腐败,又缺少应有的训练,这些官兵根本不能打仗,临阵一触即溃。本来漕运总督兼淮安、风阳、庐州、扬州四府巡抚,这里发生军事问题,照例需领兵打仗。由于倭警,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漕运总督根本顾不上巡抚地方,更谈不上组织抗倭了。因此,朝廷后来又单设淮安巡抚,指派李遂来淮任职,专门进行抗倭。李遂虽善于用兵,但也经常失利,这使淮安人民非常失望,人们希望能有一位英雄率领一支神兵来救国安民。
  面对这一现实,沈坤十分感慨,他既痛恨官兵之腐败无能,又无限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灾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感到这正是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时候了。在他安葬了父母以后,就毅然决定,拿出他家全部积蓄,变卖了家产,树起抗倭大旗。他招募了一千多名青壮年,亲自组织训练成一支英勇善战的抗倭乡兵。这比戚继光组建戚家军要早一年多时间。沈坤的行动立即得到多方面的支持。阮葵生的七世祖阮淳(1506-1588)是个诸生,他将他家储集的粮食,全部送给沈坤作为军饷。
  沈坤的乡兵大营设在新城,在新城、河下没立路障,派人日夜巡逻。建了不少岗楼,楼下可以藏兵,顶上可以陈望、报警,名之为“御倭屯瞭所”。其中有一座在湖嘴,一座在竹巷他家旁边。白天,他在新城内练兵,夜晚他独居城外,巡视敌情。他经常教导他的部下,为了保卫大明江山,保卫自己家乡,要加紧训练,英勇杀敌,即使牺牲也是十分光荣的。在他的训练和教育下,乡兵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英勇善战,打了许多大胜仗。
  同治《山阳县志》卷二十一记载:(嘉靖三十六年初),“倭数千人自日照流劫至淮安,时邑人沈坤方家居,散赀募乡兵千余屯城外。倭纵火焚烧,官兵且却。坤率兵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看来沈坤兼通武艺,能亲自射中敌酋,真不简单。《江南通志》在这条记载后还说:乡兵乘胜追击,“城上望之,呼曰‘状元兵!’未几,倭以二十二船从泗而下,焚掠尤惨。坤极力会战。”沈坤的乡兵从此被人称之为状元兵,名声大振。所谓会战,当指状元兵与官兵会同作战。
  《重修宝应县志·摭记》记载:世宗嘉靖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已刻,倭从高邮至宝应,越宿移舟淮郡,遇沈状元家兵,冲突复回……至十七日挖北盐坝乘水放舟而去。”看来这一仗打了不少时间,但终于将倭寇赶跑了。
  嘉靖三十七年,南京侍御史马斯臧在泗州抗倭,因泗州城小且破,捐俸倡修泗州城,工成,慕沈坤抗倭英名。特请沈坤为他们记一篇文章,沈坤欣然为之撰了《泗州修城记》。后来泗州城沉于水底,但这篇文章载泗州方志,却永远流传下来了。
  淮安当时有两座城,即新城和旧城,两城互不相连,中间隔有一条狭长的空地,有一条大河从中流过,它本是漕运的通道,即大运河的一段,运河改道城西以后,它的两岸仍很繁华。因为闹倭寇,现在变得十分萧条。两城相距不远,对过相望,保卫起来战线长,兵力分散,因此,沈坤建议,从东西两头增筑城墙,将新旧两城连结起来,防倭时可以统一部署兵力,南北呼应,首尾相连。这个建议立即得漕运总督章焕的赞成。经请示朝廷同意以后,立即动手筑城,并且很快就筑好了。新筑成的城俗称联城,又名夹城,章焕又给它命了一个美名“玉带城”,并请人绘制一幅联城图,设宴犒劳有功人员,庆贺一番。沈坤给城的命名又有不同,名此城为。备倭城”,东西门均曰“天衢门”,旱北门(在西天衢门北)叫“平倭门。”从此三城联成一体,使淮安三城环环相接的特殊的古城结构得以完成定型并保存下来,在这方面沈坤有一定的功劳的。联城建好以后,他就将状元兵的大营移驻联城里去。在里面另辟广场,训练乡兵。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倭寇由吴淞流窜南通狼山,北犯山阳马逻(今苏咀镇境内),直至郡城东之樱桃园(在今城东乡境内),惨杀军民无算。内有一酋。身长九尺,头大如瓮,手挥双刀,骁勇异常,官兵大河卫萧指挥,苏千户与之作战,皆败死阵前。后来状元兵增援上来,终于打退倭寇。其中有一支倭寇向淮安城西逃走,沈坤率状元兵紧追不放,一直追到金牛墩,终于将这股倭寇消灭。倭寇退据庙湾,复又问淮安窜犯,淮安全城官兵、百姓都非常恐慌,所有城门都日夜关闭。当时李遂的人马有五万七千余人,分成十七个大营,李遂的儿子李材也在军营中,另募兵勇三千,加上沈坤的状元兵,兵力是很强大的。只是这些人庸碌无能,临阵着慌,所以不容易打胜仗。沈坤提出一个建议,倭寇由东面来犯,必从姚家荡(今顺河乡境内>经过,我们可以在那里打一个伏击战,定能一举全歼倭寇,李遂很赞成这个意见,立即与沈坤研究作战计划,分兵悄悄地埋仗于姚家荡的各个隘口,形成一个很大的口袋阵。四月十九,倭寇果进入姚家荡仗击圈,从寅时战到申、酉时,斩杀倭寇四百七十八人。倭寇退到姚庄,我军纵火焚庄,又杀贼二百七十余人。倭寇又逃往陈庄,复追赶斩杀七十四人,余倭退守庙湾而去。海道副使刘景韶督兵追击,水陆兵四百环攻庙湾,通政使唐顺之参加督战。李遂又留下胡宗宪召募的山东兵二千五百人参战,几方面的人马合围作战,终于在五月廿四日夜全歼余倭,北方倭寇从此平定下来了。
  抗倭胜利以后,沈坤将姚家荡战场的倭寇尸体弄到一起,挖了一个个深坑进行集中埋葬,上面筑起高墩,名之为“埋倭山”,也有人称之为“埋倭墩”,遗址仍在今顺河、复兴一带。埋倭山显示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凡是侵略我国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嘉靖三十八年春天,淮安的另一个才子丁士美也考中了状元,这是淮安历史上的第二个状元。当时有一首童谣,叫做“新状元入朝,旧状元入牢。”新状元是丁士美,旧状元难道就是沈坤?
  抗倭一结束,李遂立即被调任南京兵部侍郎。他走以后,积极向皇帝推荐沈坤的抗倭功劳,在奏疏中说沈坤“才兼经略,功收御侮”。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嘉靖皇帝已下达圣旨,任命沈坤为北京国子监祭酒。但是,沈坤还未及赴任,就吃了一场冤枉官司,被逮入诏狱,果应了童谣的预言。
  沈坤受诬下狱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因沈坤天生聪明能干,才能出众,而又“任气违俗”,很自负,说话做事绝不随波逐流,不轻易附和别人的意见,非常讨厌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所以,有些人就嫉妒他,说他清高、傲慢、离群,容易招人清议,正所谓“皎皎者易污,挠挠者易折”。二是因为抗倭,训练乡兵,要以军法从事,自然要得罪一些人,如果是官府的军队,别人无处说你的坏话,你是“民办”的,当事人将永远记住你对他的军纪制裁。在巡逻防守、打仗杀敌,又难免与官府发生摩擦。这些都是他后来下狱的因素。
  致使沈坤下狱的第一个重要人物是胡应嘉(?-1570)。胡字祈礼,号杞泉,沭阳人,但世代居住淮安府城。他是官宦子弟,祖父胡琏(1471-1543)字重器,号南滓,做过户部侍郎,学识渊博,书法也很好,吴承恩称他为老师。其父胡效忠,举人,做过顺天府治中,伯文效才、叔父效谋、效诠,兄弟辈应微,应恩等,都是大大小小的官僚。按年龄来说,胡应嘉比沈坤小几岁,但他总是倚官仗势,瞧不起沈坤。沈坤中了状元,他还是个秀才,心中嫉妒,但又没有办法。嘉靖三十五年,胡应嘉也中了进士,做了一任宜春知县以后,被授为吏科给事中。这是个专门“弹劾百官”的官。胡应嘉满心欢喜,认为这下有机会来整沈坤了。他背地里暗暗搜集沈坤的黑材料,但是,沈坤为人正派,不苟交往,胡应嘉竟一无所获。沈坤组织状元兵抗倭,曾以军法惩治过几个不守军纪、打仗后退的乡兵,这个几乡兵一直心怀不满,暗地里散布流言蜚语,诽谤状元兵,攻击沈坤。对于这些无赖之徒的造谣,人们都嗤之以鼻,根本不予理会,而胡应嘉听了却如获至宝。他马上找了几个无耻的秀才,要他们替这些无赖整理成一篇状子去告沈坤。有个秀才说,这些都是言过其实,有的连影子都没有,恐怕无人相信。胡应嘉说,这个不用你们操心,南京巡按大人是我的同年,皇帝老子也不会亲自来调查,你们只管写就是了。于是,由胡应嘉授意,由这帮秀才执笔,胡诌了一篇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一个状子诬陷沈坤。
  这篇状子今未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四八二有记载,根据这条记载,沈坤的罪状有这样几条:
  1、居乡横暴,擅用非刑,打死住房人胡銮,剁其两手;
  2、纠众防倭,指不名人为败卒,枭首示众;
  3、霸开官店,将盐院封皮私用关防印子;
  4、勒抽税银,举放私债;
  5、将监生、生员严刑拷打,逼取准折妻孥;
  6、以私忿嘱官监禁母舅,占家赀;逐第赁居民房;
  7、任南监时,折毁馔堂为私宅、器用。胡应嘉将这篇诬陷状子送给林润。
  据徐观澜《副都御史林公润传》,沈坤还有下列罪状:
  8、非法支解人甚众;
  9、纹妾父持盐利,坐受贾人金无算;
  10、以行营葬地,谋敞其旁,数十里,辄齮齕人坟墓。
  林润字若雨,福建莆田人,是一个办事认真,很有风力的监察御史,著名奸臣严嵩儿子严世蕃就栽在他手里,从而造成严嵩的政治垮台。他接到状子以后,立即派人到淮安来复查。当时淮安府知府范槚也积极参加抗倭,治理淮安也很有成绩,但与沈坤有很大的矛盾,这些矛盾全都是抗倭当中产生的。据陶望龄《淮安府知府范先生槚墓志铭》讲,第一,他对沈坤筑土圩路障防倭很有意见。淮安府通判经过沈坤设防的道口,因为不知道他是府判而不让通过,气冲冲地回去报告范槚,范槚竟命人将沈坤的防御工事推倒。第二,沈坤提议筑联城,他坚决反对。联城竣工后,漕督请他去赴庆功宴,他拒不肯去,一个人在联城城头来回走动,说:“此城患也,务大难固,速成不坚,是功必败矣!”第三,说状元兵杀死邳州来的三个邮卒,范槚竟派兵围住沈坤的府第,捉走了状元兵三百余人从而了解到沈坤其它一些“奸利事”。甚至诬蔑沈坤对范槚“恨公切骨,阴谋刺公”。因为范槚事先得到情报,有了预防,才未能得手。还污蔑沈坤补任北祭酒,是由于他向权臣行贿的,希望能早点脱身离开淮安。向这样一位知府调查沈坤的情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据范公墓志铭云,范槚为了显示他是公正的,还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之,得实以报。”其实全是一派胡言。
  林润得到范槚的“旁证”,立即上本弹劾沈坤,皇帝那知究里,立即下令将沈坤逮捕,下诏狱听勘。沈坤入狱以后,又气又急,不久就生了病,因为受不了狱中的虐待,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十二日死于狱中,终年五十四岁。
  胡应嘉的状子内容是捏造的,林润的复查也不得其实,所谓沈坤这些罪状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16云:沈坤“忧居,以倭事起,将吏奔溃,坤率壮勇保其乡里,遂以军法榜笞不用命者。其里中虽全,而人多怨之。有儒生辈为谣言构之,南道御史林润弹治之。时坤起为北祭酒,上命捕至诏狱拷治,瘐死狱中。润所劾枭败率之首,并剁住房人两手,皆无其事。”朱国桢《大政记》亦云:“御史林润劾祭酒沈坤,瘐死狱中,非其罪,人多冤之,口语藉藉,林亦深悔云。”乡贤吴山夫《山阳志遗》卷三云:“方其团练乡勇时,以兵法部署,其宾客子弟,人多怨之。同乡胡给事应嘉旧与之隙,郡守范槚亦与之抵牾。乃结二三青衿,构之巡按御史林润,槚持其狱甚坚,润劾奏之。遂被逮,未几,卒于狱。”能说清这段公案的最有权威的著作当推《明实录》,《世宗实录》卷482对这件事的原委也有公平的记载:“坤素跌宕负气,不能谐俗。会倭犯江北,诸文武吏望风奔溃,坤督率邻里,保所居淮安新城。远近依附者众,坤遂以军法部署防御,有犯令者辄榜笞之。故所居虽赖以保全,而被其榜笞者,亦遂生怨恨。中有给事中胡应嘉宗党,及府县儒学生一二人。应嘉与坤有隙,又性险狠,遂与诸生撰为谣言,构之于御史林润。疏劾之,应嘉复从旁力证,然皆流谤无指实。其所谓断于胡銮者,固无恙也;他皆类此。及坤逮至,竟拷死狱中,士论冤之。”这是皇家著作,等于为沈坤洗清了罪名,然而,人死案了,以后谁也没有再理这件事,沈坤的英名一直未能正式平反昭雪。
  沈坤死后,那个构陷主谋者胡应嘉落了个骂名,《明史》称他“悻悻好搏击,议者颇以倾危目之。”隆庆元年(1566)被削职为民,后改外调。因他倾全力攻击高拱,隆庆四年(1570),闻高再任首辅大臣,“惊怖而死。”他是一个打小报告的能手,最后就死于打小报告上。他的侄儿将他的疏稿搜集在一起,但就是不敢刻,害怕“若传诸人,人怨危及胡氏者。”可见当时的社会舆论压力是相当大的。那个“持其狱甚坚”的淮安知府范槚,据说还是范仲淹的后裔。据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十记载,“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读书,延接诸生,讲学论文。淮郡徭役繁重,自范莅任,民隐悉上达。后缘沈祭酒之狱,声名大损。告归浙东,居一小楼,终岁不下,著书力辟五龙溪讲学。”其实,他也是这次抗倭中的受害者。因为他反对筑淮安联城,漕督请他赴宴,他不赏光,还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漕督就“愈憾,搜远岁逋(积欠公粮)为罪,劾奏之。得旨,夺一阶。”范知府降一级以后便归老家关门著书去了。
  不可理解的是沈坤好友吴承恩,关于沈坤抗倭及其被诬陷,在他现存的诗文集中找不到一点痕迹,反过来,他与胡家却有诗文往还(尽管不是胡应嘉本人),范槚离任时,他也赠送了一篇幛词。他竟说范槚在淮“精明大著夫平生,幽隐弘昭于湔雪,心祗为,苍生切;事可对,苍天说。尽平生行履处,古人途辙。”
  沈坤去世后,朝廷虽然对他没有一个说法,但是,淮安人民仍然十分怀念他。人们在姚家荡建立一座报功祠,纪念他的抗绥功劳。他的墓在运河西西湖风景区金牛冈。遗址在黄码乡运南村。在明代,那儿是湖泊,名日管家湖,俗名西湖。金牛冈象一头卧牛形,就在湖边。五代末,柴世宗征南唐攻打楚州,他的大营设在这里三个月。明代,这儿“征车游舫,绎络缤纷。清明社火,夏至秧歌,尤令过者忘倦。”沈坤墓葬在这里以后,不少文人墨客到这里来凭吊。嘉靖末,沈坤同代人王信《吊沈十洲太史》云:
  海寇纷纷孰敢撄,独能一剑断长鲸。诸君何不怜才甚,自坏江淮万里城。明末探花夏曰瑚,亦河下人,其《金牛墩怀古》云;蔓草连荒阜,天高雁阵分。村翁谈往迹,英主宿雄军。箭簇沙场冷,牛羊夕照埙。最怜埋恨处,祭酒只孤坟。从此以后,沈坤的事迹一直是淮安文人歌咏的话题之一。
  为了保存沈坤的遗迹,人们把沈坤家附近的抗倭屯瞭望所改建成状元楼,以表示家乡人民对他的怀念。后来又把他早年读书的新城南门楼修建一新,也称做状元楼。这座楼上面的匾额,出自万历年间淮安书法家熊斗阳的手笔。后来新城状元楼圯了,河下的状元楼一修再修,清咸丰年间,王天池、殷自芳等人最后一次倡修状元楼,修好以后,曾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倚马成文,上马杀贼;
国子师表,天子门生。

 
  他们还把沈坤的事迹搜集在一起,编写成一本《沈十洲先生垂永录》。状元楼等遗迹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为日本鬼子毁掉了。但是,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抗日初期,原三区区长宋某,曾在埋倭墩处竖碑,淮安地方小报《明报》上曾连载沈坤抗倭的文章,用以激发人们抵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直至今天,沈坤的事迹仍然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
  历代文人一般都有个人诗文集传世,沈坤是没有的,因为他死得突然,身后也没有人为之搜集整理过,据现在所知,他的遗文有三篇,一篇是《廷试策》,即是他中状元时的廷试答卷。据说这个东西的原件原藏在明朝礼部。清朝初年。一位在京城做官的人把它私自带了出来。沈坤的后人知道了,就把它买回家作祖宗遗泽收藏起来。乾隆年问,有个叫马元文的人,曾经从沈坤的七世孙沈缙山家看见过。后来,阮钟瑗在乾隆六十年(1795),也曾借阅过,并把它详细地记载在他的《修凝斋文集》中。后来原件失传人,人们都是通过《修凝斋文集》了解这件东西的情况的。廷试策共二千三百余字,已全文载入《淮安艺文志》。另一篇文章是《督抚王公遗爱碑》,是嘉靖二十五年所撰。原碑当年立在湖心寺旁的五公祠内。后来黄河泛滥,五公祠被水冲垮淤没,石碑不知去向。在咸丰中重修状元楼时,被农民从运河中发现,移置到新修状元楼中。民国二十三、四年,此碑被当时驻军弄了去当码头石,今存残块。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泗州修城记》,此两篇文章也被收录进《淮安艺文志》。
  现在可以见到的沈坤遗诗八首:
  《春日偕康砺峰太史入内书堂饮孟少监宅晚归》;
  《简邢雉山年丈游海印寺登镜光阁》;
  《宴幕府寺和王稚川韵》;
  《忆马耳山有作寄海上诸友》;
  《午日赐宴》;
  《立春日赐宴遇雪》;
  《过梅花水和何春泉韵》;
  《春雪有怀》。
  这些均见吴玉搢《山阳耆旧诗》和丁宴《山阳诗征》。诗征称,沈坤还有一首诗,题曰《送胡宗海地官督储淮浦》,其实这是蔡昂的诗,见蔡的《颐卢堂稿》卷六。
  沈坤的书法也很好。据《河下园亭记补编》转引王朝征《景潜庵随笔》所书。说他“书法褚欧,笔力刚健,有笔锋”。近年来,笔者曾见过沈坤的另两件书法作品,全是碑刻,一是《明故竹庵谢公合葬墓志铭》,书于嘉靖戊申(1548),一是《明故河南开封府许州长葛县儒学教谕顾公墓志铭》,书于嘉靖已酉(1549)。从碑刻上看,沈坤书法确实刚劲有力,有褚(遂良)、欧(阳韵)的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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