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六年（1697），一个叫王廷献的义士凑钱在北京广安门外大路边创办了一所慈善机构——普济堂，专门收养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穷人。没吃的给吃，没穿的给穿，患病的给治，死了的管埋。每有过路求乞者，必施舍粥食救急。康熙四十四年（1705），顺天府尹钱晋锡将此事上奏朝廷。康熙皇帝深为感动，大加提倡，题写“膏泽回春”作匾额赐给普济堂，还勒石建亭，以记其事。雍正二年（1624），皇帝上谕，行文各省督抚，转饬各级官府，劝募好善之人在各地普遍仿照建立普济堂。
　　乾隆七年、八年（1642—1643），淮安遭遇大水灾，至九年（1644）灾情仍在扩大，疫疠盛行，流民病毙者累累于道。钟衡《普济堂碑记》云：当时“各省大吏承流宣化，推广皇仁，于是堂之建半天下。淮郡北枕黄河，南襟大江，与扬州接壤，舟车孔道，水陆交冲，岁一不登，则流民四集。今扬之瓜洲镇，既建普济堂以收养民之颠连无告者，而淮郡独无，是使茕茕之民靡所栖息，而以冻馁死，以疾病死也。”淮安为南北通衢，影响很大，于是开始筹建淮安普济堂。然而官府“独力难支”，便召集全府士大夫谋划劝捐，经过殚力经营，仅得筹得捐款银20余两，事情无法办成。这时，淮北盐商程锺“毅然起而独任之”。
　　乾隆十年（1645），程锺先捐银3500两作为启动资金，购买淮安西门外南四铺地方，运河堤东侧杨董安、杨龙官、张在峰、丁六吉、杨式玉、杨开得、周起蛟、张士贵、周大基、徐慕先、金汉章、吴世荣、吴国泰等13户民房。知县金秉祚委派县丞徐斌鸠工，拆建成厅、殿、亭、庑、楼阁、仓库、厨、厕共128间。因堂近漕堤，易致潮湿，程锺又捐银500两铺置地板，另捐银500两，作为堂内添置一切器具的费用。十一年丙寅（1646），于堂外建施舍姜汤的草房3间。十二年丁卯（1647），添建茶亭、浴池，竖立栅栏，栽植树木，又用了白银2500两。
　　这是普济堂的最初开办情况。以后日常开支，各项费用都要有个固定来源，于是程锺又设立“义庄”。他捐出秧田一块，在东乡寿河陈家社，有十三顷二十一亩八分五厘，上有仓房15间，佃房116间，风车一部，牛车11部，脚车16部，场基24亩零。每年包租一千八十七石九斗零。义庄上的收入全部用于普济堂。“虽非膏腴之壤，苟三时不害，则一载之粒食无虞矣。”
　　为了保障普济堂蔬菜供应，程锺又捐银124两，购地设立“菜圃”。其地在河北东里，有十四亩四分九厘五毫。“所产诸菜蔬，悉与佃者均分，可资半载蔬食。”他希望有人继续捐赠，保障全年的供给。
　　普济堂内活着的人，有衣有食有医，死了以后有埋葬的地方。程锺为之设立“义阡”两处。义阡即为埋葬这些人的坟场。一处在普济堂对河西岸运河与护城河之间，有70亩。在护城河上造永利桥一座，桥畔建息肩亭一座，供行人小憇。淮安知府吴嗣爵捐资购买运河对岸民房，拆建普济堂坊一座，左立义阡碑，右建草祠2间，祀陶、许二真人。阡右有地藏庵一座，即以其僧人看守管理。另一处在河北东里，花了90两白银，购地20亩。“凡郡城关厢有停柩而力不能葬者，助资卜葬于此。”竖有“锡类义阡坊”一座。普济堂建立前期，程锺通共花了7120两。苏州府有普济、育婴、广仁、锡类四堂，皆筹集众资建成的。程锺独力捐建的普济堂，内有济生、广仁、保赤、锡类四局，即相当于苏州的四堂。自建立以来，寒待衣，饥待食，病待医，殁待殡，经费后陆续增加，前后共为普济堂花了14000余两。所活男妇婴孩，超过一二十万。“道路之间，欢声四达，民用以康。”
　　普济堂建好以后，程锺请求由官府进行运营管理。根据程锺的呈请，经淮安府、江宁布政使司、江苏巡抚、漕运总督协商，委派淮安军捕厅就近稽查。并要求军捕厅“约束书役，不得到堂需索滋扰，有妨善举。”要“将所拟规条，刊刻木榜，竖立普济堂，永遵办理。”当时所拟条规为：慎重总理贵得其人、慎选司事宜各当其才、考核医士俾收实效、严督工役各尽厥职、收养病人宜分等次、戒隐讳其名以免自误、严查病人行李以免错换、施衣袄以恤袒裼、周给路费以资生还、慎殡葬以矜身后、外施药饵以敦桑梓、设鼓于门以恤遗婴、收拾枯骨以敦锡类、造桥梁以便往来、设义渡以利病涉、留养宜严以杜盗源、严禁作践需索以靖堂宇、设立钟板以昭画一、施给茶汤以济行旅、字纸宜广为敬惜、应用什物不可假易、日用宜有常经、酬劳工食宜有差等。共有23条，从标题上看即知制度严密，服务周到，而且服务项目已超出普济堂内，对社会也有服务功能。
　　兹举其主要内容如下：程锺怕官府管理不周，特呈请温德厚来协理，为一堂表率。温是北平人，但与程锺是朋友，称程锺为四兄，因为程锺排行老四。温氏当时在山阳清江浦育婴堂做董事。普济堂慎选脉理精通，内外大小方脉医生十数人，住宿堂内服务。要求药方上写明医生、病人姓名，煎药、送药皆有具体手续，以便分清责任。为防服侍病人的人厌恶病人繁琐，不听叫唤，特于三号总门悬挂十梆，许病人击梆鸣究。收留之人均由医生检查后决定，冬给棉被棉袄、鞋袜煖帽，夏给蚊帐、夏布褂裤、手巾、蒲扇。病愈返乡，必验其身体状况，量其水陆远近，给以盘费。未被收养入堂之病人，即送医赠药，无论风雨晦明，从不间断。每每五更之时有人遗婴于堂门之外，收养后为之寻找乳母哺育。怕尚未开门，婴儿冻死或犬伤，特于门外设一鼓，送婴者可击鼓，不论晓夜，堂内闻鼓即开门收养。于运河设义渡船二只，一在鲍烈女祠，一在本堂门前。方便普通行旅之人和河西投堂就医者，不收船费。渡工工资和渡船修理均由堂内负责。留堂者和堂中工役人众，办事必须按时，约以报钟、云板为号，听钟声、云板或梆子声起床、开门、吃饭、熄灯、休息。建茶亭于堂外，夏天从端午日至中秋日施茶，冬天从冬至日起至明年正月十六日止，施以姜豆汤。堂内工具物件，不得带出堂外供别人使用。
　　普济堂内具体过程和管理办法和状况，邑人杨庆之《春宵寱賸》卷3有记载：“西门外普济堂，始创於程葭应锺职员。房屋、田租，皆其所捐。事既成，然后请官拨司事者。乡中瞽聋癞哑而老，断肢体而无收恤，疲癃残疾而无期功亲，与耄耋而不能食力者，由保举入堂，男归男宅，女归女宅。每人房一间，支脚床一具。早一膳，晚一膳，盐渍杂菜一盘。病有堂医，药至药局领，炊爨另有雇人。毋许钩结滋事，毋许不遵堂规，每逢节亦有犒赏。但以百人为额，住房不多，本资未增。既入而复出，许，既出而又复入，不许。本以多收立愿，后有借此息肩，有美事仍复他去，而徒使真苦之人，不能投入。故限定人数，缺出方补，亦不得已也。司事者三日一点名，有暴亡者，堂倅报司事。亡者如有亲友可赠送棺者，听其收殓；否则，仁人君子予以棺，亦不禁止。例概予以席，土工舁葬义塚所。”
　　对于程锺的义行，地方禀请督抚具题上报朝廷。乾隆十七年（1752）四月，乾隆皇帝恩旨赏加程锺一级职衔，御书“谊敦任恤”匾额，遣侍郎沈德潜便道赍赐，以示褒奖。程锺又建御书楼，将御书匾额悬挂堂中。整个普济堂“堂宇宏敞，规模大备”。
　　为了将普济堂善举能继续下去，当时山阳知县金秉祚，又劝捐赵氏银9200两，投到淮城13个典铺中去生息。恐经费不敷，又请漕院打通两淮盐政关节，每年从盐运司拨公费银600两，由司事人自领。十年，歙人盐商候选州同程涵学又捐银200两备堂用。有巡漕户科给事中王兴吾碑记其事。大概因为这些钱大都来自公私盐业方面，后来官府干脆将堂务全部移交给淮北盐引批验大使去督董经理。
　　温德厚之子温如玉编写了一部《淮安普濟堂志》。淮安区图书馆藏有残抄本。据其目录，全书分元、亨、利、贞4部分：元部为上谕、御赐、图说和条规，亨部为则例、公文、匾、联，利部为记、序、赋、赞、文、书、启，贞部为各体诗和集句。此书今仅有元部1帙，缺后3部。书前有杨开鼎、赵师质、温如玉3序。温氏序后自署右北平人，号廉圃，乾隆十年（1745）进士，官翰林院。他称程锺为“四丈”，为其“家君之挚友也”。他说淮安普济堂建成以后，“名卿钜公競为之志，而士大夫之经过于淮者，发为诗歌，传播綦远。”“周视其地，详考其制度规模，弥叹君子之用心为备至……堂中投赠诗文总数十百家。”程锺说，“吾惟敦行其实，不务其名。”如玉说“四丈秘不以示人，其所可见者勒石题壁诸作，好事者传写摹拓不胫而走千里。（温如）玉虑其散而难纪也，为之志，以授之梓人。”
程锺（1693—？），字葭应，号嶰谷。歙县人，安东籍，居淮安河下，援例得知县。其父程增（1644—1710）为两淮盐商总商，康熙南巡时曾经参与接驾。程锺是其　　第四子。《淮城信今录》称程锺“性慈祥，见义勇为，赈穷恤患如饥渴之于饮食。”他输万金建普济堂，又捐建鲍烈女祠，还曾出资为吴玉搢刊刻《别雅》。“　　晚岁家渐绌，而好德之志，始终不衰。”据说他四十岁还没有儿子，就是因为建了鲍烈女祠，才生了一个儿子。当然这只是一种劝善之说。
　　普济堂建好以后，发挥了很好的效益，受到各方面的赞扬。《兩淮鹽法志》说他“收养流民，全活十余万人。”沈德潜（1673—1769）为程锺作了一篇《普济堂记》，文见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59《杂记门•艺文七•碑记》。记中说：“淮安程君葭应名锺，乐善士也，体圣朝万物一体意，爰建普济堂于淮城，其门垣堂庑郭舍庖湢，制略倣诸京师，器什无缺，医药预储，董事有职，奔走使令有人。而又虞其所需不继，则又置田亩，以供每岁之所入。其为计也周，其虑后也远。可谓好行其德，使民穷于天，不穷于人者也。”又说，官府嘉其乐善好施，准备保举他一个官职，“而程君辞之坚，并不欲自居其名。岂非中心行仁，无所为而为之者耶！”沈氏又感慨地说：横览当世，世界上有钱的大财主多的是，“往往自私其身，自利其子孙”，即或有时也散财施舍，也只是营建一些佛家的浮屠、道教的庙宇，以求来世福田利益。“而于废疾困穷之人，不能使之销释其厄苦，以措诸衽席之间，何其痛痒之不关也。”像程锺这样把钱财花在普济堂上，使无数穷困之人受益实在是难得。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诗人。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科，四年（1739）成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曹镳《淮城信今录》云：“堂内酌订章程，部署有法，务令人得实惠。凡远人抱病投其中，蒙活者前后数万计。刊《普济堂志》四册，览者谓其挥霍之能，藻思之密，非慷慨义侠一辈所可及。”《乾隆淮安府志》卷29《艺文》，有钟衡《普济堂碑记》一篇，对程锺的义行也大加赞赏，这里从略。钟衡，字仲恒，号岱峰，长兴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改御史，转给事中。
　　在兴办普济堂的同时，程锺还参与捐办栖流所。《两淮盐法志》云：乾隆十二年（1747），水灾，诏截南漕八十万石备赈。时齐鲁赤饥，流民渡河而南者，日以千计，盐、漕、河道诸臣，各捐廉俸广设栖流所于山阳、清河、桃源诸处。程锺率领志同道合者，醵金襄其事，收养流民，全活十余万人。栖流所事参见本书《淮安知府卫哲治开办栖流所》一文。
　　普济堂开办之初制度严明，管理得很好。后来堂务归淮北批验大使督董经理，逐渐松懈，《同治山阳县志》卷2说，竟有“不肖者将存典本银九千两提用无存。”“道光三十年（1850），两江总督陆建瀛（1792—1853）委员清查，裁减公费，每岁只由运库拨给津贴银200两，委派邑人丁晏、何锦司其事。咸丰六年（1856），以堂内余款买马姓田四亩二分零，每年包租六石二斗一升零，并加修堂内各房屋，何锦记其事。同治九年（1870），司事邑人何镳、何其傑等，禀请两江总督马新贻（1821—1870），发银400两，将堂内号舍房屋数十百间，一律修整。十一年（1872），因堂款支绌，又禀请漕督文公彬批准，由同善堂每岁额拨银200两津贴堂费。堂内服役者9人，额养外方孤贫病者60人，其暂住旋去者无定额。其堂田自上三处以外，咸丰二年（1852），又由邑人丁一鹏等捐田四十四亩六分零，岁包租六十二石四斗四升。”这是关于淮安普济堂的最后的记载，《续纂山阳县志》上再也没有记载了。淮安普济堂大约消失在光绪年间，今已毁圯，找不一点痕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