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名人辈出，人文胜迹随处可寻。明姚广孝有“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诗句赞之。清淮安府曾辖三州九县。雍正年间改制，淮安府仍辖山阳（今淮安）、清河（今淮阴）、盐城、阜宁、安东（今涟水）、桃园（今泗阳）六县。这里是南北水陆交通枢纽，“实七省之咽喉，京师之门户”。在经济上，淮安物产丰饶，古镇河下是淮盐集散地。清政府在城中心设有“漕运总督署”（“一品”级衙门）。盐赋、粮赋数字可观，是清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代后期，海道开通，铁路铺成，淮安战略、经济地位渐失，但仍不失南北的中间据点。

淮安原有旧城、夹城、新城三道城池，城里房屋鳞次栉比，街道纵横，店铺林立，商业十分发达，达官巨贾云居城中。由于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诸多外籍告老退休的大官僚，也来淮定居，前直隶总督杨士骧即为一例。因此，淮安封建势力颇为强大。20世纪初，由于清王朝残酷的封建压迫剥削，激起了淮安人民强烈不满和反抗。在乡间，破产农民组织的“大刀会”、“小刀会”、以反清为宗旨、进行半公开的活动；在城内，自发的群众斗争也时有发生。1906年，“霪雨为灾，米价飞涨，5月15日山阳群众捣毁米铺四家”（1906.7.14《时报》）。淮安府所辖各县“饥民暴动”、“抢劫粮船”等事件不断发生，使两江总督张人骏大为震惊。这些如火如荼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革命党人在国内的行动，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

辛亥年间，距淮安仅30里的清河驻有新军第十三混成协，而淮安城内却兵力空虚。九月，江北提督段祺瑞奉调入京，江北军务由兵备道尹奭良兼管。武昌起义后，奭良畏罪逃走，受革命影响的十三协士兵，在工程、辎重两管带赵云鹏、龚振鹏带领下起义，攻下清河县城。赵、龚二人缺乏组织领导能力，起义后即不知道去向，散兵游勇四处流窜，土匪亦趁火打劫，抢劫商号、富户，市民备受其害。淮安“举城惶恐，朝不保夕，啼泣叫号之声昼夜不绝。”

革命风暴席卷而来，杨士骧、丁宝铨（曾任山西巡抚，时卸任在淮）携金银细软逃往上海，知府刘名誉闻苏州光复，亦开府库携银偕眷潜逃。城内士绅设“大局”于漕署西偏室，雇用地痞、乡勇百余人组成“民团”，以供差遣。四城设分局，执事守夜，每夜城头灯笼火把，虚张声势，以壮寒胆。这些兵勇一日三餐荤素盈盎，开支浩繁，有时还惹事生非。大局民团缉获“人犯”，即在漕院大门照壁前枭首。地处城中心的“院门口变成了杀人场”。据目击者回忆文章记述，先后在此被杀的有20人之多，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时淮安城东小徐庄开明地主知识分子徐寿春带领农民群众揭竿攻城，与大局团勇在黄土桥接战，由于众寡悬殊，缺乏经验，徐被生擒，当场枭首，悬东门城楼。

“山雨欲来风满楼”。光复前的淮安已形成一触即发之势。

在举城惶恐，人心浮动的情势下，在两江师范读书的周实受同盟会、南社派遣，由宁绕道上海于1911年11月6日回淮。光复淮安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以周实、阮式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身上。

周实回淮当天，向前来探讯的同学丁曾藩、曹堂（字书诚）等宣传全国及江苏革命动态。当时，上海、镇江、扬州均已先后光复，而南京受挫。周实向同伴阐述了淮安光复对推动江苏革命的意义，提出必须立即组织行动。周实又与阮式单独会见，商讨“保淮之策”。他们考虑两淮形势，“祸在眉睫，不遑远图”，于次日组织以旅宁、旅沪回乡同学为骨干的“学生队”。由于当时清廷府、县政权均已瘫痪，淮城无兵可恃，富户豪门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乡绅亦希望有人出头来负守城之责，乃说服民团大局供给学生枪枝、弹药。学生队员掌握枪械后，至署前发了一排子弹，将龙旗扯毁，插上白旗。周、阮指挥队员分班巡逻，在城门口巡查奸宄。他们三餐自备，纪律严明，与民团乡勇迥然不同，很快得到乡绅、市民的好评，周、阮又令商店照常营业，使城内秩序恢复正常。

淮安绅董见周、阮勤奋努力，调度有方，学生们胜于团勇，于是“延学生队入局，改名巡逻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长。巡逻部员“栉风沐雨，荷枪持械巡缉，数日夜不辍”，使“乱兵虽近在咫尺，而淮城独能完肤”，使家乡百姓免遭涂炭。

11月9日，清河光复，陆军参议蒋雁行被推为都督。这个清政府的旧官僚在光复后的告示上仍写上“钦加五品衔暂任公举江北提督”字样，充分暴露其反革命两面派嘴脸。11月12日蒋传檄山阳“反正”，并邀山阳官绅来都督署议事。清山阳县令姚荣泽抗令未赴，山阳士绅当即举定周实、顾震福、于述祖、丁乃嘉、潘际炎五人赴会。姚荣泽极力反对，并在暗中指使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说周实要“杀官劫绅”，还制造“魁星阁纵火案”，以引起劣绅忌恨。

周实自清河回淮，于14日在署前召开大会，宣布山阳光复，并演说光复理由。阮式亦即席发言，痛斥姚令与劣绅，“声情激越，足寒贼胆”。会后在院门口照壁上贴出革除劣绅阮师凝（号钵香）“乡董”资格布告，一时群情振奋，人心大快。

11月15日，江北都督派兵一队来淮设防，周实等出城欢迎。午前，姚荣泽领着私自招募之卫队三、四十人持械到巡逻部。阮式面斥其昨日不到会即反对光复，并严诘漕银数目及存放地点。时阮手持双管手枪指其胸口，声色俱厉。姚面如土色，姚之卫队亦被震慑，未敢妄动。姚允在三日内造册交清。当晚姚召集典史周域邠、参将杨建廷密谋反扑，“然未得地方士绅同意，亦未敢仓猝行事”。姚荣泽与蒋雁行是一丘之貉。他连夜派人向蒋密报诬称：“淮安巡逻部将哗变，掳掠全城，请派两营兵来镇压。”是时，周、阮亦估计姚贼心怀叵测，必有行动，“一面草檄其紧守监狱，一面与巡逻部员议武力解决之法。”

11月16日，周实令巡逻部庶务周人菊、稽查张冰赴清河向江北都督请“淮安军政分府印”，以便行使职权，弹压姚贼，二人遂冒雨前往。

11月17日上午，姚荣泽召集周域邠、杨建廷与地方士绅顾震福、秦保愚、阮钵香、何钵山等开“秘密会于海会庵”（原响铺街，今镇淮楼西路工商行，原房已毁）。会上就是否杀周、阮意见不一。据云，顾震福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于是一个罪恶计划遂定。中午由何钵山出面在何宅（小鱼市口西）邀周实午餐。餐后周道经府学门（今酒厂招待所）前，有人持姚名片，请周赴明伦堂议事。这时府学内早布好伏兵。周实胸怀坦荡，欣然以往。姚贼令人劈头一刀，接着周域邠（一说为杨建廷）举枪连射两弹，周“中要害倒地”，复又遭五弹，当即牺牲。随即杨建廷騠骑至阮宅，直入厅房，招阮式语曰：“实丹约君议事，请即行。”阮式不知有诈，随之出门。既出，即被捆绑架至府学，一路大呼虏吏而骂之。姚荣泽遂命地痞无赖朱二刳腹剖胸，肝肠俱出，颗颗饭粒，遗弃满地，其惨状较周实尤甚。

黄昏，周人菊、张冰由清河回淮，亦遭搜捕，当夜二人“越城而遁”。巡逻部员的家长大多不准子弟外出，淮安城内腥风血雨，城头、署前龙旗又舞。周实、阮式为革命献出了他们年青的生命。

姚荣泽杀害了周实、阮式后，呈文上报蒋雁行，谓周、阮“勾结土匪，扰乱治安”，竭尽诬蔑陷害之能事。消息传开，同盟会、南社同志怀着极大的义愤声讨清政府残渣余孽大逆不道的行径。镇江都督林述庆得知淮安光复出现反复，遂电令“淮泗讨逆军”第四支队臧在新部前往镇压。臧部于11月20日到淮，姚荣泽耍尽两面派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就任山阳民政长，大肆犒劳臧部，一面暗自私分库银，准备潜逃。

不久，镇军第一师第二旅三团江来甫部由扬州推进到淮。据亲历其事的江琴荪老人告诉笔者，臧部在淮纪律松弛。

革命军得知周、阮被害，饬令查办凶手。姚荣泽惧，于某日夜，携巨款逃匿南通。投机分子、原淮安府军捕厅通判卢震鏊（字雪樵）继任民政长。革命军奉命北伐离淮后，一场风暴过去了，一切依旧，换汤不换药，只是“知县”的名称改为“民政长，”淮安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封建压迫剥削下痛苦呻吟。

周、阮惨案于民国元年（1912）在上海审理，掀起轩然大波，但杀人元凶姚荣泽得到袁世凯们庇护而逍遥法外，留下了千古遗恨。笔者将另文叙述此案审理经过。

历史教训是惨痛的，值得记取的。周实、阮式弃学投身革命而壮烈牺牲，在江苏辛亥革命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篇章。然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这场革命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试想，如果周实、阮式对反动势力有足够的认识，在巡逻部控制了淮安局势以后就彻底摧毁旧政权及其赖以存在基础，并对旧官僚和地方劣绅采取断然措施，也许不会引来杀身之祸的。周实、阮式的遇害以及后来周、阮惨案“虽平反而终不得其平”的史实，恰恰是说明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一个具体而典型的例证。正因为这一点，中国革命在辛亥以后又走了十几年艰苦曲折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