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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日反蒋求解放到两袖清风当干部——怀念老干部颜太发

2016/11/13 19:45:04    作者:秦九凤    阅读:4103    评论:0

1958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前客厅与颜太发等合影

 

    颜太发同志是1919年2月出生于淮安县十二区绿柳乡的小吉庄(今淮安市经济开发区南马厂乡严高村)。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8年,颜太发老家所在的小吉庄划归三里大队,与笔者为同一大队。从1963年起,笔者又先后任三里大队会计达9年半之久,因此与颜太发多有交往并亲切详谈。今天,笔者回忆当年与颜太发交往的那些旧事,仍历历在目,恍若昨天,现特撰一短文,作为对这位老干部的怀念。
    苦难的出身
    颜太发的老家是在陈秧池子(今淮安区钦工镇西支村)人。因家里没田没地,只能靠给有钱人家当长工或者打短工维持那半饥半饱的生活。当时我们小吉庄上有一户李姓人家,因无后嗣就将颜太发祖父招赘入户,以延续李家香火,所以颜太发的父亲叫李洪禄。当地有一个风俗,招婿之后都得改名换姓,到第三代才可以回复本姓,因此颜太发是回姓为颜的。
    自古以来“穷则思变”。颜太发家里很穷,兄弟四人他最小,他父亲李洪禄只给他念了几天私塾,长大后他就被迫当了地主家的长工,因此,颜太发的文化程度最初顶多算个“粗识字”。到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初,由于国民党政权十分腐败,地方上盗贼蜂起,土匪多如牛毛,加之日本军国主义强占着两淮(淮阴、淮安),使灾难深重的淮安人民苦上加苦,于是颜太发也和当时绝大多数受苦受难的贫苦百姓一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是1944年的年初。由于他对敌斗争坚决,阶级觉悟高,很快就于当年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斗争中成长
    颜太发同志投身革命之前,我抗日民主政府的淮安县十一区区长丁澄刚刚被土匪杨文锦所害牺牲,是我们席桥地区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但他没有退缩,坚持革命斗争,很快就被组织上任命为淮安县马厂区席桥乡的支部书记。颜太发在斗争中能密切联系群众,与战友们并肩奋斗,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很快打开了局面,为发展地方革命武装,抗击日、伪、顽、匪,建立淮安北乡席桥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期间我党联防队在内地坚持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47年的淮安,战云密布,国民党军队72师、83师、74师、44师等共10余万人云集淮安、淮阴、涟水地区,对这一带的共产党人民武装实施“总体战”和残酷的“清剿”。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已经撤出到滨海杨家旗杆的颜太发等人奉上级组织命令,于当天夜里急行军一百多华里,走回国民党重兵占领着的老家坚持斗争。当他们走到谢荡(今席桥镇谢荡村)一户近亲家门口时,就悄悄敲门,以期暂时躲避一晚。可当那位亲戚听出是颜太发的声音时,不管怎么叫,整整半个多小时——那可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啊,因为那些带着枪的国民党还乡团都在家里,所有集镇、人口多一点的村落、住户都驻有国民党正规军——都不肯开门。最后一行17个人只好分散回村,在麦田墒沟里和挖地下室等方法隐蔽过夜。在那段内线坚持的两年多时间内,他们大多是昼伏夜出。但是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贴标语、散传单、打黑枪,扰得敌人一天也不安宁。笔者特别记得的是,1947年过春节前,我们那里有杀猪过年的习惯。颜太发他们领导的联防队悄悄把猪毛搜集起来,利用夜晚撒到老百姓的家前屋后,连那些还乡团的人家也撒。天亮后,当人们发现到处都有猪毛时,立即在私下里到四传诵:“看来,朱(猪)毛要得天下了!天意不可违呀!”
这些好像是迷信之举的做法,却很鼓舞人心,也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心理防线。
    颜太发一回到地方,敌人立即如蝇逐血,想方设法抓捕他。由于颜太发群众基础好,敌人用尽花招也未能抓到他。穷凶极恶的敌人就想出一条毒计:由国民党淮安县十二区区长高寿芝带领全区100多人的还乡团到小吉庄把颜太发的父亲李洪禄和颜太发的妻子李秀英等一批联防队家属抓走。并扬言,要么颜太发自首到国民党做事,要么就去收拾被他们抓的这些人的尸体。
    消息传来,举座皆惊,谁也想不出一条安全的解救办法。面对亲人的生命安危,颜太发坚定地说:“我生为共产党人,死也做革命的鬼,要我投降自首绝对办不到!”他于当晚就带上几名联防队员摸到几个在还乡团里较有影响的人家里,“请”他们给高寿芝带去口信,如果你们敢动颜家人和联防队家属的一根毫毛,那你们赶快把你们所有在农村的亲属统统搬家到城里去,否则我们会见一个、杀一个,一直到杀光为止。这些还乡团在老家都是有家有业、有妻儿有老小的人,听了颜太发他们的这一警告后,个个汗毛直竖,极大地震慑了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乖乖地放回了李洪禄等这批联防队员的亲属。当时的淮安县委书记兼淮安联防总队政委宋天明为此夸奖颜太发说:“颜太发成长了、进步了,斗争艺术也高了。”不久,颜太发就被提拔为淮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升任部长。
    在斗争中坚持党的政策
    在敌人力量非常强大的日子里,颜太发却从未退却和畏惧,他不仅运用斗争技巧,还十分注意执行党的政策。
    1947年2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颜太发带领区队对还乡团实施一次突击性的抓捕,地方干部群众称为“正月二十大包抄”。在这场包抄中活捉了国民党淮安县十二区马厂镇镇长陈步年。颜太发还亲手缴获了敌人一挺机关枪。
    陈步年平时作威作福、罪孽深重。背后人们都称他“陈大八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而陈大八子为了存活他的狗命,期望颜太发能饶过他。所以死到临头还威胁颜太发说:“我们都是前后庄人(陈步年系今市经济开发区严高村人,当时叫陈圩子,在颜太发家北边不到一华里,如今已划为同一个村了),太阳不走哪家门过?你能说天下就永远是你们共产党的?”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颜太发毫不动摇,尽管当时敌人力量很强大,但他毫不手软,下令将陈步年枪决。
    在那场包抄中,我丁澄区衡源乡乡长钟士成还带走了小吉庄的一户钟姓农民。这位农民还是钟士成的亲叔叔。钟士成和一些人也主张枪毙这位姓钟的人。理由是这个人“黑白通相”。所谓“黑白通相”就是和共产党、国民党以致二皇、土匪等都能说上话。而给这位农民定的罪名是陈步年到他家时,他曾泡馓子茶招待过陈步年,经笔者一位堂兄秦九高(时任丁澄区衡源乡党支部书记)劝说,钟士成牛头牛脑的都不答应。最后由颜太发决断时,他经详细询问后,既表扬了钟士成能够大义灭亲的行为,同时也教育他,不能以泡碗馓子茶给敌人喝喝就也把这些基本群众划到敌人一边去,这样下去就会扩大打击面,我们党和我们党的干部最终都将成为孤家寡人。因为打击惩罚这些无辜群众是违背我们党的团结大多数的政策的。
    经过颜太发的批评教育,钟士成最后认识了错误,放他的叔叔回家。
    几次会见与亲切交谈
    1956年春天,15周岁的笔者还戴着红领巾,就获得了淮安县扫除文盲协会颁发的扫除文盲模范奖,到县里出席表彰大会,会场设在城隍庙大殿里(今淮安区工人会堂东南侧,已不存)。发奖那天,许多县里领导人都来了,偏巧是颜太发给我发奖。他当时应该是县委副书记,大家都叫他“颜书记”。他也就是那年担任我们淮安县政协第一任主席的。也许因为我是场内唯一一位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他在把“扫除文盲模范”奖状和一套白衬衣奖品递给我时,我给他行了少先队的队礼,但我不知道、也不敢和他握手。所以他在把伸出的手笑着往回收时问了我一句:“小同学家是哪的?”“丁澄区衡源乡的。”“哦,是我老家的!”他笑着,伸手拽了拽我胸前的红领巾,脸上堆满了笑容,显得十分慈祥。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和认识颜太发同志。这时候颜太发和我的老家还不是同一个村,他是衡源乡三里村,我是衡源乡新兴村。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因就读的淮安农大(校址在今淮城龙光阁东南侧)停办而归乡务农,8个月后即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席桥公社三里大队会计,此前因为人民公社化,原衡源乡的三里和新兴两个村合并为席桥公社三里大队,这样,颜太发和笔者就成为同一个大队的人。从那时起,无论是笔者去县城开会、学习或是他到下边检查工作、回家都能见到他。特别是颜太发喜欢下象棋。笔者也会走几步,两人棋艺差距又不太大,他休假回家时一有空闲就到我们大队部和我“楚河 汉界”的摆两盘。
    1965年,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即,“社教”运动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清理农村的阶级队伍,当时我才二十多岁,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哪能知道地方上在两次战争(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敌我情况呢?这样,我就受大队党支部派遣,骑上自行车,前往灌南县——时颜太发已调到灌南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向他请教。经过和他半夜长谈,基本上了解了当年我们三里大队各种人物的众生相。
    再后来,颜太发从灌南调回淮阴,先后任淮阴地委农工部副部长兼地区农林局局长,后来又又任中共淮阴地委视察室副主任,淮阴地区医药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经理,淮阴地区卫生局副局长兼地区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直到1983年离休。
    周总理教导他要“实事求是”
    那是1958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淮安县是先进单位,县委决定派分管农业的副书记颜太发为代表去参加这次会议。
    就在会议正在进行中的1958年12月30日下午,淮阴地区代表团带队的中共淮阴地委书记孙振华同志突然通知颜太发说:“周总理明天下午要接见几个代表,你是其中之一。”颜太发一听,先是一楞,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着问了好几遍。得到证实后,他的心还“通、通、通”地跳个不停。
    那天晚上,颜太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老是考虑明天见到总理时,可能会问自己哪些问题,他该怎么回答是好。特别是淮安的粮食总产量,由于受当时“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7月份王汝祥曾代表县委向总理汇报说能收19亿斤,后来经过核实少了头10个亿。这次临出发前,县委要他汇报为10亿斤(实际上还要少得多)。至此,他有些发愣了:要是向总理汇报了,会不会受到总理的批评呢?但他又想:总理国事繁忙,日理万机,淮安一个县的小事,也许早就忘了。要是他忘了就好了……就这样,颜太发辗转反侧,一直挨到天明也没有睡好觉。
    午饭后,一辆面包车把颜太发从淮阴地区代表团的开会住地西苑饭店接走,开到前门饭店停了下来,等被通知接见的十一位代表到齐后,一起乘那辆中巴车前往中南海。当中巴开进中南海西花厅的院内时,周总理和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已经迎了出来。颜太发他们忙纷纷从车上往下跳,恨不能一步蹦到总理身边,但脚下却又总有点不听使唤。周总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既亲切又随和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同时仔细地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接着,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就组织大家排队照相,说总理事情多,他如遇上重要事情,随时可能走,那就可能照不成相。照相地点在西花厅后院总理办公室前。这时颜太发忽然灵机一动:总理一定会被安排在中间,于是他就抢先一步占到后排中间的位置。心想这样照下来和总理一定靠得比较近,哪知周总理很谦和,他没有站在中间,临拍照时,往左边一站就照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好像也习惯了,根本没有人请他到中间去。照完相,周总理就把大家领进西花厅后客厅,桌上早已摆好了烟、茶和水果之类。可是,颜太发的眼睛却总是盯着总理看个没完。
    “老颜,吃点水果。”直到周总理把削好的苹果递到颜太发的手上,他这才惊醒似的,不好意思地接过来。
    大家坐下来汇报工作时,颜太发的心又怦怦跳了起来。等有关单位汇报完了,周总理才最后问颜太发:“老颜,你说说,今年淮安的农业怎么样?收成好不好?”颜太发有点心慌意乱,赶紧回答说:“您7月底给我们县委的指示,对我们的鼓舞很大,今年农业生产超过了事先的计划水平。”
    周恩来满面笑容地听着,不住地点头,还不时的用铅笔在本子上记着。当颜太发忐忑不安地汇报全县粮食总产量是10亿斤时,周恩来插话问:“7月份王汝祥来我这里时汇报的是19亿斤,现在怎么少啦?”颜太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忙向周总理解释说:“先前是估计的产量,实收后经过核实没有那么多。”
    颜太发说到这里时,额头上已渗出了汗珠,声音也比较低,完全是硬着头皮了。所以讲完之后,他就只好等待着总理的批评。须知,那是个充满神奇和幻想的年代,汇报工作,特别是汇报产量、指标,没有不夸大报假的,说实话的人也很少没有不被批评的。谁知周总理却很认真但又很和蔼地说:“实事求是嘛,收多少就应该报多少。”颜太发望着周总理那张十分亲切慈祥的面容,心里踏实了,脸上却感到火辣辣的,因为当时淮安连10亿斤粮食也没有收到,还不是总理说的“要实事求是”啊!
    听完汇报以后,周总理又谆谆地教诲颜太发说:“丰收了是好事,但不能盲目乐观。一定要脚踏实地,乘胜前进,千万不能自满。”周恩来讲话时还不时摆动他那已负过伤的右臂,作出各种辅助说明的手势。
    晚间,周总理在西花厅家中招待被接见的11名代表,他身边工作人员都回家了,连童小鹏童主任也没有留下来。也许是周恩来深深怀念着家乡吧,他还特意把颜太发安排在他的身边位置上落座,并不住地把菜夹到每一个人的碗里。他一边吃饭,一边和颜太发拉起家常:“老家人都有米吃了吗?”“市场买到蔬菜吗?”“淮安北乡的旱改水成功了没有?”……周总理对故乡人民这么关心、热爱,问话又是那么亲切、和蔼,使颜太发这位雇工汉出身的人先前那种紧张的心情逐渐消失了,他感到轻松和无拘无束了。周恩来也好像觉察到了似的,高兴地对颜太发说:“这样好,我们是家里人嘛!”
    吃完饭,周恩来又领着大家来到会客厅。他又一次叮嘱颜太发:要搞好农业,一定要动员群众养猪。猪多,肥多;肥多,粮就多。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猪养多了,群众生活改善得也更快一些。生猪还能出口,为国家换取外汇,买回农业机械等(当时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拖拉机等)。他一再告诫颜太发说,养猪也一定要和农民落实政策,落实一些必要的鼓励措施,把养猪的事认真抓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笔者采访当时健在的颜太发时,他还深情地回忆说,看来,即使在那“大跃进”的“狂热”年代,周总理的头脑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还在讲“要实事求是”,这在当时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那次接见还给颜太发留下第二个深刻难忘的印象,那就是身为一国总理仍十分关心群众生活,尽管被接见的代表都汇报了丰产丰收的喜讯,但周总理听了却是一再强调要在搞好生产的同时还要安排好群众生活,指示多种瓜菜,多养猪,要让群众吃饱肚皮,才有力气干活。“他的每句话都好像说到农民的心坎里”。颜太发说到这里,笔者见到他的眼眶都湿润了。
    在那次不知不觉的交谈中,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大家虽都想在总理身边多留一会儿,但考虑到周总理工作太忙,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辞。临别时,周恩来又一次握着颜太发的手说:“回去以后,一定要照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话去做,把人民群众的生活安排好,把市场供应抓好。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搞好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他一直把大家送到西花厅的前院,等人们一一上车了,他还站在灯光下精神抖擞地向大家挥手告别。
    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颜太发以一名雇工汉投身无产阶级革命,革命斗争年代,他英勇顽强,依靠群众、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也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对待亲属家人上严于律己,不循私情。因此,我们地方上的干群都夸赞他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干部。
    笔者清楚地记得1947年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一),颜太发一行从笔者家中出发,带着60多位联队队员趁夜摸到处于国民党重兵驻守的眼皮下的河北董家粪园抓捕罪大恶极的还乡团员马玉洪(浑名马小砖子)时,遭敌人暗算,一颗手雷夺去了我钟士成、丁永泰和陈步成三位乡干部的生命。颜太发的通讯员杨桂林腿被炸断,他自己的脚也被炸伤。但颜太发十分镇定,他手抓盒子枪,冒着敌人的炮火(手雷的爆炸声惊动了驻淮城的国民党大部队),把联防队的大队人马顺利地撤了回来。
    笔者也清楚地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一位嫡亲三哥颜太保喜好赌钱。颜太发知道后,不仅严肃地批评教育,还交待我们地方的这些村(大队)官,如果碰到他这位胞兄再赌钱,一定要和其他参赌的人一视同仁,该惩就惩,该罚就罚,决不许看他的面子而从轻处理。
    作为一名抗日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和县主要领导人,他的老家一直是三间草房。与他生死与共的妻子李秀英因为不识字,颜太发从来也没考虑过给她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每年春天生活困难时期,颜太发因为子女多,他一个人的工资常常不够花销,他家也不得不依靠领取救济粮款才能度过春荒,经笔者之手做的就不止一、两次。我记得第一次是1963年春天,解决他家5元救济款和10斤救济粮(粗糙米)。大队支书朱端元让我直接送到他家,而当时我又不认识他家,就让社员徐云山和我一起送过去。有时他家柴草烧没了,我们大队就将属于大队所有的公路、干渠两旁的大树上修整下来枯枝败叶给一点他家,好让他家能引炊度日。像这么一位忠诚于党的事业、热爱人民的好干部确确实实值得我们今天大力弘扬和认真学习。
    1983年我在淮阴地委宣传部“打工”时,临时住在地委一招(今市迎宾馆),便常到他东大院的家里看望他、拜访他。当时,他刚办了离休手续,而我却不断见到一些医护人员找他谈生活、谈工作。我曾问过他:“颜书记,您不是离休了吗?这些人怎么还找你呀?”他微微笑着告诉我:“我情况熟,能帮他们做做工作的就帮他们做做,帮不上忙的和他们谈谈心,安慰一下他们的心情也是好的。我毕竟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嘛!”
透过颜太发这些质朴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颗水晶一般透彻明亮的心!
    征集他与总理的合影照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曾于1958年7月和1958年12月以及1960年3月先后在京会见淮安县委领导人王汝祥、颜太发和刘秉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周恩来三次会见家乡“父母官”,却只和颜太发留下一张合影。这对于他的故乡淮安人来说,就显得尤其珍贵。
    1983年3月5日,是周恩来的85岁诞辰日,当时的《淮安报》总编辑李汝锦因为曾当过席桥公社党委书记,知道我和颜太发是同乡,于是,就把采访颜太发,并写一篇纪念周恩来文章的任务交给了我这个通讯员,并给我按规定报销路费和出差费。
    我在找到颜太发的寓所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他的卧室墙壁上方悬挂着一帧他与周恩来等人合影的照片。经过采访和颜太发对我的详谈,最后我以颜太发的名义写作了《要实事求是 关心群众生活——纪念周恩来同志八十五诞辰》的回忆文章,发表在《淮安报》1983年3月3日头版上。可当我提出能否把那张照片给我们淮安周恩来故居时,他却微笑着没有同意,说:“暂时我还舍不得。”
    几年之后,我调到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关于征集这张照片的事,便加紧了我的步伐。他终于经不住我的软磨硬缠,将他最心爱的照片从卧室床头上边的墙上取下,并掸干净照片、镜框上的灰尘,然后交给了我。当然我也答应他,翻拍后会将放大的照片等还交还给他。终于,这张对于淮安人、对周恩来研究界来说都是很珍贵的照片被征集到了周恩来纪念馆。这意味着它可以传下去,让世世代代的淮安人都能知道和看到。
    1993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17周年的日子,我们纪念馆请了当年曾经见过周总理的王汝祥、刘秉衡、曾树英以及南京师范大学的尹心田(曾受周恩来派遣,多年在西北军中做地下工作)等人来淮一起座谈纪念伟人。当时我也特意写信给颜太发同志,岂料他当时肺癌已到了晚期,不能参会。会后我让曾任淮阴市卫生局妇幼保健科的科长曾树英同志将有关纪念品带给他,还写信告诉他:他和曾树英是同一天见到周总理的。1958年12月31日上午,周恩来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南京,在中山陵遇见了曾树英;下午他和柬埔寨贵宾一起乘专机飞返北京,在西花厅又接见了颜太发等人。
    颜太发接到信和纪念品之后,极为高兴,抱病在医院病床上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还交待他在市人大开车的儿子颜士跃,嘱他到淮安时,一定要到纪念馆找我将他的照片翻拍件等带回。由于颜士跃同志事忙,几次到淮安都未能找到我。我知道颜太发十分关心这张有着重要意义的照片,就专门乘车将照片送到他的病房中,并亲手交给他,令他十分激动和感谢。
    1994年元旦刚过,就传来了颜太发同志病势沉重的消息,我似乎也有了不详的预感。果然,是年元月13日,传来了颜太发已于12日病故的消息。我得到这一噩耗,十分伤心悲痛,当即就向我们馆(时我在周恩来纪念馆担任资料科科长)领导提出应该去吊唁的建议。馆里就派副馆长、1960年曾随刘秉衡进京见过周恩来的王树荣和我两人一起前往市区西南的淮阴殡仪馆永思园,向颜太发同志的灵梓敬献了花篮并最后躬别。
    颜太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他不愧是受过伟人周恩来当面教诲过的好党员、好干部。

End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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