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什么时候戴上手表的，现在不得而知。有人说，还在黄埔军校时，他就戴表了，因为他当政治部主任时，要掌握时间，而军校纪律严明，他作为部门负责人，必须得遵守时间。也有人说，他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要不断化装、变换身份，一会儿普通市民，一会儿富商阔老……他扮演富商阔老时手腕上就不能不戴一块手表：因为你要扮得像才行。不过，1997年笔者在北京全国工商联宿舍拜访1928年曾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老人时，黄老告诉笔者，那时周恩来为了装阔老，还真的通过熟人关系从手表店租过手表。我还曾追问黄老，手表好出租吗？既是通过熟人，那还会收钱吗？黄老笑着回答我说：“到底给没给钱我也说不上。”
  这一信息告诉我们：周恩来至少当时应该没有属于他自己的手表。
  手表，就我国国民来说，早年它确曾是个稀罕物，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这里的男女青年在结婚时还曾把它作为三大件之一。也有“三转一响一咔嚓”五大件之说。三转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一响是收音机，一咔嚓是照相机。改革开放后，人们富裕了，才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这四大件之说，手表才不被人们那么重视了。不管怎么说，在周恩来的时代，手表都是属于人们贵重的日用品、稀罕物。由于他投身革命，后来又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几十年，因此，他就必然留下许多与手表的故事。
  宋庆龄送一块金表　险些“送”了他的命
  1927年4月坐镇南京的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就大肆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到了是年7月，坐镇武汉的汪精卫也暴露出他的反共真面目，召开“分共”会议，捕杀仁人志士。既具谋略又具胆识的中共杰出领导人周恩来临危受命，担任党的前委书记。可是就在他从上海秘密潜往武汉参加党中央的会议时，遇上了反动军队何健部的追捕。情急之中，他被迫躲进汉口的宋庆龄公馆，才得以脱险。
  7月25日晚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在参加了中央的有关会议后，便肩负使命，从武汉潜往九江，去筹划和领导南昌起义。当时武汉三镇黑云压城，特务、军警、宪兵幽灵似的出现、游荡在大街小巷、车站、码头。为躲避这些反动鹰犬的耳目，周恩来化妆成一位富商阔老，戴上一副墨镜，手拿一根高档的文明棍。其实，这根文明棍又叫“二人夺”。即从外表上看是一根手杖，但在情况危急之时，执杖者只要卸下杖头弯把，杖下部分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可以近距离直刺对方心窝。他头上戴一顶巴拿马式草帽，由孙夫人宋庆龄坐自己的专车送他到江边码头。临上船时，宋庆龄特意抹下自己手腕上的一块金表和一颗蓝宝石钻戒交给周恩来。她的用意很明确：期望周恩来装得更像阔老；再者，领导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也更需要走时准确的手表。
  “呜——”长江客轮一声长鸣，启锚顺江东下。坐在头等舱里的周恩来凭窗回首，武汉三镇完全融进一片灯火之中。他思潮滚滚又万分感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蒋介石、汪精卫的先后叛变而失败了，革命将转入低潮。由中山先生开创的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从此也结束了。自古“道不同，不相为伍”。周恩来因此愤而辞去了蒋介石委任他的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现在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去南昌发动起义，要以革命的枪杆子去对付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枪杆子！
  江轮在夜色中航行，武汉的灯光渐渐消失在船尾。江水不住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舷。周恩来虽坐于舱内，心情却如同滚滚江水，难以平静。大约半夜时光，江轮靠上了黄石港，船还没有停稳，突然船上大乱起来。周恩来和一同潜行的陈赓两人同时一跃而起。陈赓条件反射似的拔出手枪，扑到舱门口，用身体死死抵住了舱门。周恩来心里明白：南昌起义关系到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这是头等大事！现在，这里的情况不明，千万不能因小失大。想到这里，他立即低声命令陈赓：“收起枪，不用慌。”
  陈赓刚把枪收好，舱门就已被敲得山响。周恩来示意陈赓开门，门一开，一下就挤进来三个人：一个是船长，另两个手里都提着盒子枪，舱门外还站着几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
  周恩来沉着而又冷静地问：“先生们夜半更深地来我这里，想必有什么贵干？”
  船长皮笑肉不笑地对周恩来说：“二位别急，这两位先生是——”
  “我们是唐生智司令手下的铲共团，奉命捉拿你们这两个共产党。”一个手提盒子枪的家伙趾高气昂地抢过船长话头。
  周恩来一听不由在心底打了一个冷战：难道中央出叛徒了？！这次他前往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只有四、五个我党中央的领导人知道，自己连对妻子邓颖超、我们党最可信赖的朋友宋庆龄都没透露一星半点。不过，他毕竟是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人，所以很快镇静下来以便集中精力应付眼前情况。这时，那不尴不尬的船长又说话了：“你二位老总别误会，”说着，他用手指着周恩来和陈赓说，“这二位是常坐我的轮船跑码头做生意的人，不是共产党。”显然，他是在编瞎话讨好周恩来。
  手抓盒子枪的那家伙斜瞪了船长一眼：“你凭什么说他们不是共产党？你敢担保吗？”船长又像摇头又似点头似地支吾着。周恩来放下他手中的手杖，没事似的凑上来笑着说：“二位说我们是共产党，总得有个什么证据吧？喏，这是我的名片。”说着，他就将事先准备好的假名片递了过去。那提枪的家伙见上面印的是“上海三庆堂珠宝玉器店经理　赵光华”几个字，就抬起头向周恩来瞅了瞅，咧咧嘴说：“对不起，赵经理，兄弟这是奉命行事，还要委屈二位跟我们上岸走一趟！”
  这时，一直警惕地站在一边的陈赓急了，忙居高临下地吓唬对方说：“混蛋，我们赵经理和你们的唐司令员是拜把兄弟，你们惹恼了唐司令，小心你们的脑袋搬家！”
  然而，听了陈赓这样的恫吓，两个家伙仍然无动于衷，依然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但是，周恩来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心里思索着：这两个家伙，连唐生智也不放在眼里，肯定不是他们自己说的唐生智手下的什么铲共团。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要干什么呢？而就在周恩来思索之际，那两个家伙见周恩来没动身子来火了，“咔、咔、咔”地将子弹推上了枪膛，并立即把枪口对准了周恩来。陈赓更急了：万一这帮歹徒失手走火怎么得了！周恩来可是……他不敢再想，立即不顾一切地跨前一步，用他那粗壮的胳膊将那歹徒手臂往上一抬。谁料想，那家伙的枪是一支已经老掉牙的破枪，刚一碰，子弹就飞出了枪膛，“呯”的一声打穿了客轮的舱顶。
  枪一响，船上顿时乱了起来！原来在舱外的几个歹徒不由分说地冲了进来。那个枪走火的家伙更是恼羞成怒，把那还在冒烟的枪口往上一抬，朝那些冲进来的歹徒大喊一声：“来人，把他们扔进江！”
  一直在一旁冷静观察和思考的周恩来一听“扔进江”和进来的人都是土匪打扮，心里顿时明白了：这帮人原来是江匪。他刚要说话，那个船长又点头哈腰地一边用目光扫视着周恩来手腕上那金光灿灿的金表和手指上的蓝宝石钻戒一边对那水匪头儿说：“我看这二位是仗义之人，你们放他们一马，他们不会忘了你们各位的好处。”
  “我们上头说了，抓到一个共产党就赏大洋五百块，抓两个就是一千。放了，这一千块大洋我找谁要去！”一个土匪终于把话挑明了。
  “请各位回个话，就说我船上没有共产党，不就是千把块钱嘛。”看来这个船长和这帮水匪们是一丘之貉，他里做红娘，外做小青。其实，正是周恩来上船后与岸上送行的孙夫人挥手告别时，被他看见了周恩来手腕上的金表和手指上的蓝宝石钻戒。
  这时，已经能作出准确判断的周恩来早已胸有成竹，他应对自如地说：“船长先生，千儿八百块交个朋友，我们做生意人是完全愿意的。不过我们是出门人，身上不带重金。这样吧，我签个字据，麻烦你们到上海还是武汉去提取。”他边说边熟练地掏出自来水笔，装做要写条子或开支票的样子。谁知那水匪头儿把个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一双贼眼死死盯着周恩来手腕上的金表说：“你把金表和钻戒留下来做个抵押吧。”
  周恩来见火候已到，当即取下金表和钻戒，然后交给船长。一边还略带惋惜地说：“等你们查明我们不是共产党的话，回来时手表和钻戒可得要归还我们喽。”
  水匪们一见目的已经达到，一个个洋洋得意的退出船舱。走在最后的船长还随手关好了舱门。
  江轮又鸣笛、启航了，马达声均匀地响着。陈赓余怒未消地说：“真想不到，刚开了一站路就碰上这帮家伙。”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险些被孙夫人的好意酿成大祸。看来，今天的手表被抢只不过是我们南昌起义的一个小小前奏曲，更大、更多的险情恐怕还在后边考验我们呢！”这真是，宋庆龄的一番好意送周恩来一块金表，却险些“送”掉了周恩来的性命啊！
  送自己亲近的人手表　不能给高档表
  1950年年底，周恩来的侄儿周尔鎏在部队期间通过自学英语考试，考上了南开大学英语系到天津南开学习。1951年放暑假时他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还顺便向周恩来他们汇报了他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南开大学也是周恩来的母校，所以他听了侄儿的汇报很高兴，对周尔鎏说：“你是我们周家‘恩’字辈第一个通过自学考取大学的，很好。”
  为此，周恩来夫妇把周尔鎏留在西花厅小住了几天，临走又送他一些生活用品和周恩来穿过的两套衣服。其中一套还是周恩来开国大典那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穿的黄卡叽布礼服。
  周尔鎏走后没几天，邓颖超把成元功叫到她的办公室说：“尔鎏临走时向我们提出他想要一块表。但我们手头现在没有，叫他下次来给他。”周恩来、邓颖超夫妻二人当时的收入虽然很少，但是给侄儿周尔鎏买一块手表还是能办到的。不过，周恩来夫妇对晚辈们要求很严，他们不能让自己侄儿在学校同学中过分突出或显眼，况且俭朴也是他们自己多年坚持的一贯美德。那么邓颖超找成元功谈什么呢？
  原来还在实行供给制时，成元功因为探家，用省下来的路费买了一块金壳欧米加怀表，是那时中央警卫人员中第一个使用表的人。
  邓颖超对成元功说，我和恩来现在只有一块多余的女用坤表，尔鎏是个男大学生，在学校里如果戴一块坤表不合适，你用的是怀表，不是戴手腕上，所以我想用我们的坤表把你的怀表换过来给尔鎏。你看行不行？成元功从1940年一调到周恩来身边就是周恩来的“管家”，即无论是他们夫妻二人的津贴费还是后来的工资，都是由成元功去领，去使用，亲密得就像一家人一样。于是，成元功没有犹豫，当即就把自己的怀表掏给了邓颖超，邓颖超也把坤表给了成元功。
  据周尔鎏告诉笔者，当时由于困难，把七爸（周恩来侄辈中对周恩来的唯一独特称呼）开国大典穿的礼服也穿用了，但七爸送我的表至今还收藏着。
  1955年秋天，周恩来嫡亲侄辈中最年长的周荣庆从河南焦作煤矿上赴京出差，顺道到中南海西花厅看望了伯父伯母。临走时，荣庆提出，他经常下矿井工作，希望伯伯能给他一块夜光表。
  一天晚饭后，邓颖超又把成元功找到后客厅，请他把随周恩来去日内瓦时买的两块表拿来。这两块表一块是欧米加牌，一块是军用表，都是带夜光和日历的。周恩来亲自将这两块表拿在手中，先看着欧米加表说，这表太好了，不能给他。然后又看着军用表说，这表也很好嘛，就给他这一块吧。成元功听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地不知怎么回事。这时，周恩来丢下表忙他的工作去了。邓颖超这才对成元功说，周荣庆这次来，说他常到矿井下检查工作，需要一块带夜光的手表。为了帮助他工作，我们同意给他一块表。但是，你是知道的，我们从日内瓦带回来的是金表，恩来说了，我们把金表送给荣庆，怕在地方上影响不好，所以就想和你换一下，把我们的金表给你，把你的这块军用表给荣庆，你看好不好？
  成元功哪能不同意呢？这时，邓颖超把他们的英格牌金壳表拿出来（这块表是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由瑞士英格手表厂送给周恩来的）交给成元功，同时交待说，你要把金表带退还给我，不然，你如果戴着也太显眼了。就这样，成元功到手表店换了一个钢表带，把原来英格表的金表带退还邓颖超，同时将自己的那块军用表给了他们，让他们转送给周荣庆。
  1957年7、8月份的一天，邓颖超又一次找到成元功说，恩来长征时的警卫员范金标，现在在云南省军区工作，他托云南来京开会的同志向我们带信，说他想要一块手表。邓颖超接着说，范金标这人你认识吧？成元功说，认识。这时，邓颖超就告诉成元功说，我和恩来商量了，打算给他一块欧米加金表，但是我们想来想去总觉得他在地方上工作，戴金表可能会造成不好影响，还是想和你换一下，把你的表给他。
  成元功推托说，他的表已经用了3、4年了，又是后来送给新婚妻子焦纪壬的定情物。对他俩来说，这块表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可是，因为云南来京的同志第二天就要回去，邓颖超急得不行，就让成元功当场打电话到中南海门诊部，让在那里上班工作的焦纪壬把表送到西花厅，交给邓颖超，然后再让机要交通员送到北京饭店云南来京的同志，同时，邓颖超又从自己办公桌抽屉里拿出金壳欧米加表交给成元功，这才满意地说：“我们又了却了一件心事。”
  据笔者所知，1958年7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新会县奎峰山农场视察时，还曾到五和二社和农民育种专家周汉华亲切交谈，亲自看周汉华的现场试验。当周恩来看到周汉华在试验时因为需要掌握时间，不住地往旁边的闹钟看时，他毫不犹豫地取下自己手腕上的一块手表，送给这位农民科学家。
  成元功生前曾对笔者说，总理和大姐对自己亲属和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要求非常严格。他们三次和我换表都是怕自己侄儿和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戴上高档表而在他们周围人中造成不好影响。
  在日内瓦给邓颖超买表
  1954年，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参加由十五国参加的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那是我们新中国的代表第一次登上国际会议的舞台。为此国家有关方面还专门制定了对出国人员从生活到穿衣到零花钱等多方面的详细出国规定。
  瑞士是手表王国。他们生产着当时各种先进的人们使用的生活用表，而且价格很便宜。用成元功的话说，买一块英格牌或大罗马的手表，与在我们国内买十来斤猪肉的价钱差不多。
  周恩来在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结束后的短暂休息期间，问随同前去的成元功：“公家发给我的零用钱够不够买一块手表？”成元功因为用国家发给他的零用钱已经买了两块手表，大体上知道日内瓦市场上的手表价格，就爽快地回答说：“够！”周恩来对他说，你明天同我国驻日内瓦的领事馆同志一起去给你小超大姐买块表。同时还明确交待成元功关于买这块表的四点要求：一、不要买金表；二、不要太小，要中等大小的；三、要带夜光的；四、最好是自动的。
  1997年笔者在北京六里桥成元功家中拜访成老时，他告诉我说，总理的四点要求是最适合邓大姐的：因为尽管以他俩的工资收入完全可以买金表、戴金表，但是他们从不买金表，以免脱离群众；表太小了，年岁大的人看表困难；带夜光的，晚上好看时间；自动表，则可以省去每天都要上发条的时间。
  第二天，我驻日内瓦领事馆主管行政事务的刘绛文同志指派领事馆的一名翻译随成元功去买表。结果找了几家大表店，都没有找到符合周恩来四点要求的表。直到第三天，他们才在一家中等表店里买到了符合那四点要求的一块手表。这块表的牌子是莫阿度（MIDO）的。邓颖超把这块手表戴了将近四十年，直到她去世。现在这块表还收藏在北京中南海按原样陈设的西花厅里。
  一块手表作“红娘”　留下一个魔术团
  江西的庐山是中共中央经常开会的地方。会间常常要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一些文艺节目，以缓解他们身心上的疲乏。
  江西有京剧、赣剧、黄梅戏等文艺团体，唯独没有魔术团。1961年秋，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会期比较长，一共开了25天，到9月17日才结束。周恩来便想趁会议结束时到当年他曾领导和发动南昌起义的地方去走走看看。
  江西省的领导人当然非常欢迎。9月17日当晚，江西省委就设便宴，招待周恩来一行和先期到南昌、住在江西宾馆的罗瑞卿、谭震林两位副总理以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等人。宴前，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柯庆施来到周恩来住地看望他。在问候话说了之后，两位书记就当着周恩来的面争起了上海星火魔术团的去留问题。其实，还在这年3月中下旬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杨尚奎同志就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为了缓解上海市每年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压力，江西的“共大”每年可以到上海招收一批城市知识青年，同时请总理将上海的星火魔术团调至江西支援内地。但是，柯庆施虽然同意江西安置上海知青，却不同意将上海星火魔术团调至江西。于是，杨尚奎趁这次总理、柯庆施和星火魔术团都在南昌的机会，又在周恩来的面前向柯庆施提出了这个郁结他心中的问题。可是，柯庆施却并不理会他。于是，杨尚奎恳切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把这个团留给江西，就填补了我们的缺门。而且，上海的文艺团体很多，像星火这类魔术团也不少。他们人才多，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这时，周恩来也主动帮他说话：“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上海应该支援老区江西嘛！大方点，送给他们吧。”碍于周总理的面子，柯庆施光笑不表态，最后才说：“待会儿我和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下来。”
  晚饭后，周恩来第一个来到星火魔术团的演出现场。他和四、五个已经化好妆的青年女演员们亲切握手、交谈，问她们每月口粮定量是多少？够不够吃？当他从女孩子们口中得知江西省领导对他们很关心，到南昌后专门对他们的口粮供应有补助等等情况后，就对他们说，“江西是毛主席领导创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很大，如果让你们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同意不同意？”女青年们喊出一条腔的声音：“同意！”周恩来满意的笑了。于是，演员们还当场在周恩来面前表演了小魔术，并将其中的秘诀也告诉了总理。
  大幕拉开了，星火魔术团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表箱遁表”。人们见到舞台中间的方桌子上放着一个由黄缎子布包着的四方包。随着魔术师的出场，四方包被一根绳子吊上了天幕。在热烈的掌声中魔术师向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后说：“我表演的这个节目要向一位现场观众借一块表用一下。”坐在前排的周恩来率先站起来说：“就用我的表吧。”台上台下的人一看是周总理，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周恩来从手腕上取下他用了多年的劳力士手表，交由他的卫士长成元功递给魔术师。魔术师又向总理深深鞠了一躬，表示他的感谢。
  表演开始了，那位魔术师把周恩来的那块手表往手上一放，握着手吹了一口气，再把双手展开，表已不翼而飞。随着“呯”的一声发令枪响，四方包徐徐地从舞台中间落下。在众目睽睽之下，魔术师开始解开桌上的四方包。打开第一层，没有表，观众见到的还是一个同样的包，只是稍微小一点。就这样，魔术师一共解开了九个一个比一个小的包，才小心翼翼地从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那个四方包中取出一块表。这块表正是周恩来刚才从手腕上取下的那块劳力士表。这块劳力士表还是科威特首相送给周恩来的。科威特是阿拉伯半岛上的国家，送给周恩来的这块表是专门订做的，表盘上的数字没有用阿拉伯数字而是专门制成汉字的。对周恩来来说是一块很有纪念价值的表。
  当魔术师将手表高高举在手中向大家展示时，立刻引来全场观众一阵热烈的掌声。
  表演完这个节目的魔术师要将表送还给周恩来时，周恩来从容地站起身来说：“这块手表就送给你们做个纪念吧！”这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掌声刚刚停歇，周恩来又大声说：“我将表送给你是有条件的，希望你和你们的魔术团留下来做江西老表，你们说好不好？”“好！！”星火魔术团的演员们齐声喊着。这时，杨尚奎书记十分激动地站起身，一边使劲鼓掌一边转身示意场内观众和他一起鼓掌，台上台下顿时成了掌声的海洋。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是周恩来送出的第五块手表。
  周恩来用一块手表为江西留下了一个魔术团，充分展示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他超人的领导艺术。
  周恩来终于戴上国产表
  自从周恩来在南昌将自己戴 了多年的劳力士手表送给星火魔术团之后，便一直没戴手表。当时他家里有名牌欧米加金表。他不戴，但是他的工作却仍旧十分繁忙，不仅经常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连轴转，而且有时几乎是争分夺秒的紧张。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只能多为他操心。比如几点几分他将要进行下一个“节目”时，他们就得写成小纸条，提前悄悄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作为卫士长的成元功曾经向邓颖超建议，为了不影响总理工作，给他再买一块表。邓颖超回告他，“恩来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没生产出我们的国产表，他心有不甘。他要等我们的国产表出来了，戴我们自己生产的表。”
  1961年10月份，周恩来因工作来到上海，住锦江饭店16层。一天早饭后，周恩来在翻看上海《解放日报》时看到上海手表厂在上边登的广告：上海能生产各种手表了！他如获至宝，用手指着广告十分高兴地对成元功说：“给我买一块我们自己生产的上海牌手表吧！”
  成元功一听总理要买表，立即兴冲冲地下楼告诉了负责周恩来警卫工作的警卫处马学政副处长，要他马上派人去上海手表厂，给总理买一块他们生产的手表。
  上海手表厂也很高兴，很快派人送来一大盒手表样品供总理挑选。成元功就和总理卫士乔金旺两人先给周恩来挑选。他俩一致认为那种白表盘的表又大方又美观，午饭后就把这款表推荐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看了他们挑选的样品，心里不太中意。他自己选择了一块乳白色表盘的表，然后解释说：“你们选的那种白色表，虽然漂亮，但会反光。不如这种乳白色的，看上去柔和。”他最终决定买乳白色的表并交待成元功，“一定要按市价给钱，要他们开发票。”打那以后，周恩来便戴上了国产上海表。
  1973年下半年的一天，周恩来又一次来到上海，那块上海表已经使用了十多年，夜光已经退得很厉害，周恩来让身边工作人员和上海手表厂联系，看看他们能不能修一下或者换一个表面。当时刚好王洪文也在上海，当他听说总理的表已经戴旧了时，立马给表厂厂长打了电话，要他赶快派人把手表送到周恩来的住地。
  王洪文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九·一三”事件后，他被毛泽东相中提拔到中央，当上了中央副主席。这种扶摇直上的升迁让生活上不够谨慎的他在上海总是把手伸得很长。他要一块表，表厂常常送他几十块，他都来者全收，不付分文。所以手表厂也按他的一贯做法向周恩来住处送来了约有半洗脸盆各式各样的手表。周恩来一见很生气：“拿这么多表来干嘛？！”当他听送表的人说是王副主席叫送来的，在那种特殊的背景下，不好再说什么，只是选了一块原来样式的表，并照市价付了款，其余的表要他们全部拿回去了。
  周恩来这块最后使用的表一直伴随到他生命的最后。待他在八宝山即将火化时，保健大夫张佐良才从其手腕上取下他的这块上海表。后来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在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向世人展出，现在由国家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