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在革命实践中发明和运用的“三大法宝”是夺取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三宝”之一的统战工作，在遭受异族侵略的战争年代，其重要性和宝贵性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法宝”在手，如何使用？怎么才能充分地恰到好处地发挥其威力？这就像当今各类尖端武器一样，必须用高级技能去掌握和操作。
  这里，对淮安抗战期间党的统战工作的开展情况和所获成果，作一简要回述。
  一、掌握火候，恩威兼顾
  抗战初期，在淮淮涟三县交界处的夹滩地区（今涟水县保滩镇），东越废黄河，四跨盐河，方圆数十里，赫赫有名的两个土匪头子刘氏兄弟，在我党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弃暗投明，变腐朽为新生，由反动走上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淮安抗战期间党的统战工作胜利的一个典范。
  盘锯夹滩的刘氏兄弟，大的叫刘仰文，小的刘秀文，人称大小呆子。二人收徒弟1000多号，周围据点里的伪军，多数是他俩的徒子徒孙。二人身边直接掌控的武装人员200多，中有一大批是“活线手”。须知，夹滩不仅地处三县之界，还是淮海、盐阜两大战略区的通道。刘氏兄弟这个土匪武装的存在，严重妨碍我抗日斗争的开展。
  除掉这个“毒瘤”的必要性显而易见，但采用何种方法？就得慎重抉择了。聪明而智慧的淮安党政领导，用起统战这一“法宝”。
  首先，从组织上人员上作出保证。由县长赵心权挂帅，敌工部部长廉纯一负责，专门成立联络站，吸收开明绅士和社会贤达参加。接着，进入过程，分步实施：第一步由绅士古驿乡乡长颜景运和和平乡乡长孙毓俊带口信，把赵县长、廉部长的意思转告刘氏兄弟，第二步送去赵县长写的亲笔书信，第三步由刘氏兄弟派代表随人会见淮安县领导，第四步刘氏兄弟本人拜会赵县长，第五步形成合作，订下契约：1、刘氏兄弟接受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民主政府承认其为抗日武装；2、刘氏为我提供军事情报；3、刘氏掩护我党政干部和部队通过夹滩封锁线；4、为我提供或购买枪支弹药及药品、医疗器械等军需物资。
  在实施过程中，每一步都贯穿着晓以大义和恩威兼顾这两点。充分讲清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和革命不分先后的政策，此乃前提、基础；而恩威兼顾则是手段、保证。“恩”中体现必要的认可、鼓励、承诺。“威”里显示适度的启发、警示、威胁。这些都需在不同节点上、适宜场面上掌握火侯，恰到好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能。
  当统战工作取得成功之时，淮安县党政领导与刘氏兄弟双方约定了一个默契，这也可谓是巩固和发挥成果的另一种“火候”掌握吧：为便于刘氏能更多更好地为我效劳，他俩弃暗投明之举不公开，不泄露。就这样，历经一年多，硕果累累，成效颇巨。至此，需避免日伪觉察出事，即于1943年底，经上级部门批准，刘氏兄弟率队离开夹滩，来到淮安北乡。其武装正式编为“淮淮抗日游击大队”和“淮涟抗日游击大队”，大队各含两个中队，两兄弟分别为大队长。1945年10月，刘秀文率领200多人，编为一个营，随新四军三师开赴东北。后随四野转战广东海南岛。刘秀文最后在广州军区后勤部门担任师级职务，客逝于他乡。
    二、选准对象，运用关系
  董玉群，淮安北乡大董乡人。原任国民党淮安县十二区（钦工）文化乡乡长。我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时留他继任，为大董乡乡长，后介绍他去盐阜干校学习。不料，他无心抗日，脱离革命，到国民党县政府想混个一官半职，却不被受用。返乡后与不良人员鬼混，沦为社会渣滓。1942年底日伪大扫荡前夕，在汉奸、日特的勾结下，他向涟城日军投降，混上新涟区区长兼大队长之职。董玉群所属汉奸驻小六堡据点，常到钦工、顺河一带骚扰，还常带小股短枪队潜入我根据地偷袭区乡干部。
  小六堡据点处涟城南门废黄河南岸。该据点深沟高垒，外圩一片开阔地，易守难攻。县统战部长周晓春同志一直主张，要解除小六堡的威胁，宜用“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把该据点的顶头上司董玉群争取过来，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于是周部长单线布置董玉群亲戚高从龙打入其内部。
  周晓春何以特色和信任高从龙是有根据的：高与周是乡邻人，自小就崇敬能文善武的“周三先生”（周从上海复旦大学弃学回乡搞抗日，在地方上甚具威望；而高从龙智勇双全，能力超群。果然，短短数月，高从龙当上了涟水新涟区大队副兼宋集乡乡长职务，成了董玉群的得力助手和形影不离的手足兄弟。同时，他与下属广泛交上了朋友。经一段时间的策反，董氏的观点和立场一步步转了过来，同意跟高从龙暗中与周晓春部长会面。终于在1943年8月上旬的一天，以下乡扫荡为名，董与高一起率领七八十人，进入我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县总队调来一个排，与董反正人员合编为“淮安涧河抗日大队”，董为大队长，李成山任教导员。
  董玉群的幡然归来，沉重打击了涟城日伪。小六堡据点的伪军从此不敢轻易出动，驻点的伪军惶惶不可终日，小头目甘寿千等人每晚都要过河到涟城过宿。
  在“反扫荡”异常吃紧的日子里，统战工作取得了刘氏兄弟和董玉群的成功自然是“雪中‘得’炭”，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而当车桥战役之后局部反攻时，面对敌伪的“伪化”、“蚕食”，我们 的统战工作已出现了乘胜进击、得心应手的形势：1945年1月，身为夹滩伪大队长孙洪道的师傅张汉武，在设法成功营救我被捕人员和暗中通报军情之后，率两个徒弟，带三支卜壳枪前来投诚；1945年3月，伪营长谷庆鹤率40多人，趁夜越过封锁线，宣布起义；1945年4月，小六堡伪中队长徐植率16人携械来归。
  1944年春，盐阜地委就发出“目前对敌斗争的指示”，动员开明地主、进步人生和人民群众开展“劝说运动”，把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公开化、群众化。利用家属、亲戚、朋友、熟人等关系，到“蚕食”区和日伪据点，打一场“劝说”的人民战争。地委印发了“归来通行证”、“拖枪投诚通行证”。淮安敌工部创新地建立“红黑点善恶簿”，记录伪军的善恶，并按红黑点之多少，确定到时的处置办法。这些措施对伪军起了极大的震慑和瓦解作用。
  三、晓以大义，攻心为上
  抗战期间党的统战工作，不仅存在于军事方面，经济上、政治上、政权建设上，也有着面广量大的事情。这势必就得把统战对象放到地主、绅士、贤达人员身上。淮安党政领导清醒地意识到，“法宝”用于不同对象 ，方法也就不同。对于他们，就更宜注重“攻心”，讲道理，讲情义，情理并举。用党的全民抗战主张的英明去征服他们，用共产党人抗日情怀的真诚去感召他们。县委书记李风同志就很重视并善于做统战工作。一次，在向地主借粮和减租减息的座谈会上，她简明而深刻地从三个方面指出：一是申明大义，强调借粮度春荒和减租减息是抗日救亡、爱国爱民的光荣之举；二是予以对比，日伪上门则一锅端，甚至索命；三是实行政策，有借有还，何乐而不为。一位绅士听得连连点头，感慨道：“共产党里有能人，抗战一定能胜利。”那个1942年的春天，借得粮食753900斤，山芋干1820斤，法币300元，从经济上保障抗日斗争的开展。
  在党的全民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在县党政领导艰苦细微的努力下，淮安出现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抗日模范，他们是：地主、国民党员谷海平，关键时刻冒全家生命风险，在虎狼般的鬼子面前沉着自如地“耍花腔”，掩护三四十个我军政人员安全脱险；贤达李硕典，自筹枪支，动员一批青年，带头参加我淮河大队；地主张步前主动开仓济民助军；地主王汉成、陈月襄慷慨借粮，积极减租减息；开明绅士孙毓俊、颜景运等人，从本来是统战对象，到后来成了统战工作的助手。他们的家更是常年不断的“抗日饭店”。以颜逸尘、汪育才等人为代表的社会贤达，成了县级民主政权中的成员。他们在“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为全民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