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1918年2月13日(戊午年正月初三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想起从前十几年前的事情，一家子好好的全住在淮城。那时候几位伯伯都在家里，就是有在外头做事的，家眷也都是在淮城。众位伯伯跟前的哥哥、弟弟、姊姊、妹妹，全都是在一个门里头，每天在一起儿玩，有时候恼了，有时候好了，说不尽的好处。”这是他对同住一院的幸福记忆。对于在东北做事、一直寄钱给周恩来家维持生活、度病灾、办丧事并供他在小学、中学读书的大排行四伯（亲大伯）周贻赓夫妇，周恩来视为亲生父母，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写的《禀家长书》，感激大伯说：“侄自问痴长18年，大人抚之育之”。192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革命艰难时期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途经吉林，特意登门看望伯父母，夫妇一起尽了孝敬之心。
  对于两个母亲病故后回到淮城的唯一监护人亲三叔母杨氏的抚养之恩，周恩来除对她家三代生活供养、把她两个孙子抚养成人和对杨氏的养老送终外，特别对杨氏给予他的关爱教育之情铭记在心。
  1958年夏季会见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时说：“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们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我们就悄悄地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满巷口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划到河下，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的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少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怪，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簌簌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周恩来对在极其困难时带他和生父去东北的三堂伯周济渠，十分感激，1946年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说：那“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
　　关于“亲属关”的问题，周恩来在《过好“五关”》重要报告中说：“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宣传周恩来的亲属关系必须研究宣传他们受周恩来精神和品德影响的好思想好风范，而不是其他。
  对于在淮生活12年的亲属往来，1964年8月2日和9日，周恩来在家庭会上说：“我的父母两方面都是封建官僚家庭。”“一年内死了两个母亲，给我打击太大，印象深刻，当时我只有9岁。”“两个母亲死后，我带着博宇和同宇从淮阴搬回淮安，一屁股债，常有人到家来要账，要利息，我就到处典当借钱，典当时还常被人家嘲弄，所以我是从小就尝到人间的世态炎凉。从10岁到12岁，我当了两年家，在墙上有张纸，要把亲戚的生日、祭日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去送礼。”“这家真难当！”这里讲了四层意思：一是周家的亲属、万家的亲戚“都是封建官僚家庭”；二是他在淮期间最难最苦的是两位母亲患重病和逝世前后的那几年；三是少小当了两年“真难当”的家；四是记录亲戚往来的那张“纸”，使他比同龄、年长的或及其他人都更清楚，没有人比他说得清说得准。例如他的胞弟恩寿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说：我所谈家庭的“这些情况是从总理写的一篇‘念娘文’中了解的”。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嵩尧，虽比周恩来年长25岁，但由于某些原因，却把周恩来祖父更名起魁错为殿魁。
  周恩来主张对亲属亲戚要进行历史的具体分析。1949年冬，周恩来接周嵩尧到西花厅作客，他的亲大侄女周秉德弄明白这位六堂爷爷在周恩来家极端困难时，搬出周家大院住到《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故居单独过，就对周恩来说：“我记起爸爸说起老家的事提到过他，就因为你（指周恩来）学了洋学堂，参加了革命，这位爷爷就以你为反面教材，再不准自己的儿子读洋学堂。”听了周恩来解释后，秉德又问：“伯伯，按说六爷爷一直当官，你和二伯、爸爸离开淮安后，八奶家那么穷，也没见他伸把手帮助接济一下呀！”周恩来说：“那时你六爷爷也是吃老本不富裕”；“六爷做事的那个年代，共产党还没有诞生嘛，他在袁世凯大元帅府办事处任秘书时，曾经力主南北议和，并一再为南北和平统一而奔走呼吁。袁世凯一宣布称帝，你六爷就提出辞职回到淮安。”周恩来既按孝道作了安排，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员的条件，同意批准聘他为中央文史馆员，但在家庭会上又批评说：“六伯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还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他赚了不少钱，娶了两个妾，他的儿子恩夔，从小不读书，不学好，整天打闹、骂人、欺负人，生了10个儿女，自己没能力供养，靠他父亲供养。封建家庭，上一代钱来得容易，就不会教育出好子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