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元哲（1530—1584），字晦之，别号古愚，明朝贵州普安州（今贵州盘县）人，军籍。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乙卯科乡试第二名举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乙丑科金榜题名由举人跃入武英殿第二名进士、亚元。历任民部主事、淮安知府、山东副使、云南右参政、浙江布政使等职。
  明神宗万历二年，邵元哲任职淮安知府。明代黄河夺泗夺淮后，淮安作为黄、淮、运的交汇处，成为治理黄、淮、运的关键，是整个治河工程的最重要之处。作为知府的邵元哲，上疏朝廷奏请疏通被淤塞的“漕道”是其首要任务。
　　万历三年（1575）二月，总河都御史傅希挚奏请开泇河以避黄险，没有能够施行。希挚又奏请浚梁山以下，与茶城互用，淤旧则通新而挑旧，淤新则通旧而挑新，筑坝断流，常通其一以备不虞，得到朝廷的批准。结果，河工未成，而黄河从崔镇决口，淮河从高家堰决口，高邮湖从清水潭、丁志口等处决口，淮城几乎全部淹没水中。都御史王宗沐从知府邵元哲议，重修高家堰又开菊花沟，以泄淮安、高邮、宝应三城之水。邵元哲在《重浚涧河碑记》中对开菊花沟进行了详细记叙：“郡城东有涧河，其来已久，盖上泄三城之潴水，而下通滨海之舟楫，厥利不细。岁久湮淤，工巨不易举，间常稍稍浚导。而黄流一漫沙田，复平陆矣。支河既壅，新涨驾出，民愈益苦水。督抚临海王公，乃环城筑长堤数十里，黄流不复入，而三城淫霖既集以堤，故内水复不出，病涉者众，乃谋浚涧河。庀工度地，阔四丈，深七尺，长三十里，东通射阳湖以入海，建闸河澨，以备蓄泄。”
　　万历四年，邵元哲修筑淮安长堤，又疏盐城石口下流入海。万历五年，侍郎吴桂芳、知府邵元哲、同知刘顺之、通判王弘化等协力增筑山阳运堤，皆加高增厚，使运河堤坝更加坚固。自板闸以南至黄浦长七十里，闭通济闸不用，而建兴文闸，且修新庄诸闸，主事张誉筑清江浦南堤以御湖水，加河岸以御黄淮之水，加清江闸土岸以便运舟之牵挽者。主事陈瑛加板闸漕堤，北接平江伯陈瑄旧堤，南接侍郎翁万达新堤，新堤因挑河出而为之也。淮安境内运河沿线，堤、闸并修，淮、扬漕道渐趋稳固，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明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的畅通，保证了漕粮顺利运输，解决了庞大的中央政权以及北方政治、军事运行所需的供求给养，巩固了大明王朝的集权统治。
　　邵元哲以“治河、导淮、济运”维持经济大动脉畅通，维护明王朝统治稳固的同时，也责无旁贷地挑起治理郡城水患灾难的重任。自从黄河南下夺淮入海，淮安就成为一条“洪水走廊”，水灾十分严重，淮安几乎到了倾城被洪水吞没的严峻程度，“及水之狎至，冒城郭，倾庐舍，人弗能存也”。淮安人胡效谟就曾在《淮安大水记》中写道：“水高五六尺，由通闸建瓴入。高于街四五尺，悬注以入。水且沙半，凡所经河渠，中心皆沙为洲，所过街市，房廊两旁堆沙三四尺，门户闭，晓即沙壅，挖始得开。院落中，蚊可斗量，昏明之交，声若风雨；平地水已七八尺。乡聚屋低者，水压其檐。人皆穴屋栖梁上。高者门未没尺许，人皆桴偃卧出入，稍不戒，随浪旋没。时两城水关皆闭，城门皆筑土坝，外水固不得入，城中雨水积已五尺余。城外水高于城内屋脊，夜静水声汹汹在梁栋间，坐卧令人魂摇心荡。八月十八日，大震电一夜，城中水深七尺，烟火尽绝。”
　　邵元哲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治水救民的艰巨任务中，“方公之御水也，以身任之，而不自有其身。是故勤守视，严候望，退不解带，寝不键关，探侦一闻，即屏御驰驱，贯穿于泥涂畚牐之内，百姓皆攀挽而从之。盖唯知性命所系，而不知其为太守也，夫是以水而不害。”
　　史载：万历二年秋，七月二十四日，东海大啸，淮河并溢，漂荡山（山阳）清（清河）安（安东）盐（盐城）等邑官民庐舍一万二千五百余间，溺死男妇不计其数。万历三年，“河从崔镇等口北决，淮水从高家堰东决，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没千里”，“淮河并溢”。万历三年六月，“霖雨不止，风霾大作，河淮并涨，千里共成一湖，居民结筏浮泊，采芦心草根以食”。万历四年黄河泛滥，洪水冲灌淹没淮安、高邮、宝应三城。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结合淮安郡城的地理位置，漕运总督吴桂芳、兵备副使舒应龙、知府邵元哲采取堤、闸并修，堵、疏相用的措施方法，于徐扬筑老坝堵住淮河主道，迫使河水由新开支道草湾河向东北，经涟水再东行（此后淮河故道成为运盐河后渐淤塞，今河下河段已成为两淮公路了），对泛滥的洪水进行拦阻，以抵挡其威猛之势，极大地减少了百姓们因被洪水冲击而带来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时对已被淹没的地方，又开渠疏流入海，尽快地将灾民们从波涛的围困中解救出来。如：“罗柳河，郡城外满浦诸坊，自漕抚王公宗沐筑堤成各坊，潴水不能出，民居作苦。知府邵元哲买湖嘴更楼外一段，穿渠引入护城河，转入涧河，凡山子湖积潦皆由此出。”（马麟《续纂淮关统志》）再如：“兴文闸在府城西南。万历五年，知府邵元哲建减水入城河，城河西北地高东南地卑，须为堤乃可放也。”（《淮南水利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