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关”在古代是指国家专设专营的关卡，淮安钞关始设于明，止于晚清，为当时的全国七大税关之一。钞关征收商税，与钱财密切相关，属于肥差，任期又短。一些淮安钞关官员，清正廉明，严于律己，为国为民，为商税征收和商品流通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一部分钞关官员在任期间，利用各种手段巧立名目，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成为臭名昭著的贪官，甚至其家人、属下和社会上的闲杂人等参与到淮安钞关的腐败行为中，为后世所耻。同时，当时的朝廷为杜绝贪污腐败的发生，因时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并形成了淮安钞关的廉政体系。

青史留名的淮安钞关廉

淮安钞关附近的篆香楼本是供奉淮安钞关历任监督牌位的纪念祠堂，最后一任的淮安钞关监督冒广生废除篆香楼历任淮安钞关监督的牌位，并从历任淮安钞关监督中遴选出三十位有德政的官员加以推举，以激励后人。在这三十人中，许多都是以廉洁勤政著称的：

黄日敬，明·嘉靖年间任淮安钞关监督，“革耗钱，宽限票，严察各役，以杜法外取巧。又念小舟例当宽免，乃制二尺，尺有记，悬尺有所，验尺必亲至舟次，以剔欺隐。”

郭立彦，明·嘉靖年间任淮安钞关监督，“兴利杜弊。时有司给民以牌，病商尤甚，立彦亟夺之，俾侵利者不得逞。”

德明，清·康熙年间任淮安钞关监督，“清介廉洁，有犯必惩。瞻颜色者，以为似河之清”。

杜琳，清·康熙年间任淮安钞关监督，“厘剔奸弊，刊布《则例》，使人共知税额，裁减耗费，代补正供”。

唐英，清·乾隆元年任淮安钞关监督，“司榷三载，诸弊悉除。徐关陆税一项向无成例，吏胥得以轻重。英酌核定则，题请刊布。宿关自高堰兴工，北来船只遂有带石之征，颇为民累，亦奏清豁免”。

伊拉齐，清·乾隆五年任淮安钞关监督，“吏役欺罔，时加戒饬。捐廉优恤，以示鼓舞”。

这些淮安钞关监督堪称中国古代税吏清廉的典型，得到了当时朝廷的肯定，世人的爱戴，对于今天的税务工作者来说，也值得学习和借鉴。

臭名昭著的淮安钞关贪官

清·雍正初年，淮安钞关连续爆发两起关税隐漏贪污的大事件。雍正初年，查出康熙末年任淮安钞关督的河臣赵世显在任的两年间，“多征着不据实报解”，“缺额又缺少报多”，由其时任淮安钞关监督的庆元负责调查，赵世显隐漏税款达413675两，除去关经费外，还有279550两去向不明。负责调查此事的庆元非但未从赵世显身上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追获庆元时，其用三艘大沙船装载大量赃物和贵重物品。据其家人所称，庆元还利用税款在通州购置房屋、土地，开典当铺、粮店，并发放高利贷。同时据他的书办称，庆元还伪造账簿来应付户部的稽查。庆元是钞关官员贪污的缩影。

清·嘉庆三年，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安钞关监督，数年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书籍字画三十万金，金玉珠玩二三十万金，花卉食器几案近十万金，童仆以百计，幕友以数十计，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

钞关官员时常处于“事不由己出”的困境中，任期又短，更换频繁，他们在处理好和上级官吏的关系的时候，缺乏为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法令存在空隙时，官员自身素质存在问题时，自然一味谋取私利。

影响淮安钞关廉政的其他因素

（一）淮安钞关胥吏及亲属的腐败

榷使在实际工作中忙于应酬各方面的关系，同时解释官文，与钞关的具体行政管理脱节，这为胥吏、家人等攫取利益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吏役家人大部分来自社会下层，参与钞关的内部管理，却无官员的待遇，微薄的工食无法养活妻儿，也无法获取功名。为了追求私利，他们借职务之便来满足自己。

淮安钞关“搜括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之所在，百族聚焉”，雍正五年（1727），淮安钞关的吏书、员役、夫役，就多达1100余名，以致监督年希尧承认“淮安钞关各项衙役，诚属过多”。

淮安钞关人役庞杂，造成征税成本过重，加上各种闲杂人员，必然生出各种牟利法子，加重商民负担，成为滋养大量关督私役家人和胥役的大好场所，部分胥吏是花了银两获得关役职役的，服役时自然蝇营求利，百般求偿，盘货则巧捏漏报，包揽则假公济私，寻求则搜及境外，量船则越例倍征。在这些关役的钻营下，淮安钞关政自然难以清明。

（二）地棍无赖对淮安钞关的滋扰

地棍无赖是社会上过剩的劳动力量。他们盘踞在钞关周围，包揽税收，滋扰关务，或甘愿作为关役的帮凶。“更有白棍假冒巡役，凡到隘口，勒索饭钱，不知是真是假，居然为虎为狐，任其侵渔，弱肉强食。更设常例、尖嘴、过关名色，通同蠹役，指诈肥囊。”

地棍无赖如此嚣张活跃，或私抽税款，或勒索商客，或与关胥勾结起来，在税关形成黑恶势力，败坏了国家征税机制，既毒化了商品流通环境，严重地影响到商民的正当经营，又严重地影响到税款的征收，给关政的管理和商税的征收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乾隆中后期起，淮安钞关税屡屡缺额，而且数量日益巨大，当与地棍势力长期盘踞并且日益横行不法大有关系。

（三）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

商人经商是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为了逃避钞关的盘剥，有时甚至为了偷漏税款，往往想出各种方法来减少过关的成本而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最突出的就是绕越关口，逃避税款。此外，官员显要之人讨关、河工船只等以河工名义闯关等，都成为干扰或影响关政施行的因素。如嘉庆时，宿南厅办运碎石船只，宿北厅差押西河船三只装运苇柴，行抵宿关，不候查验，扬帆径直而过。后来查实，是宿北厅丞假装运荡料名目，纵容家人违例闯关，并不听候查验，亦不完纳船钞。当时常有商人拿着上级部门给予的腰牌（相当于今天上级领导人写的小条）过淮安钞关以求漏税，直到明·嘉靖年间，执法严明的淮安钞关监督郭立彦将这些牌子予以没收，保证了税源的征收，也严厉打击了偷税漏税的奸商的嚣张气焰。

朝廷乃至淮安钞关，通过一系列措施，革除钞关的各种弊端和有形无形影响关政的因素，形成了淮安钞关的廉政体系，对于今天的廉政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以史为鉴”，税务干部要严格执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管好自己，管好下属，管好家人，不与社会闲杂人等交往，做一名清正廉洁的人民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