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1866～1940），号雪堂，是近代金石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文物收藏家。他和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号称“甲骨四堂”。他平生很注重搜罗和保存文献史料，当年他曾在故宫中抢救出了很多清代的档案，使档案免于被销毁之命运。后来他围绕效忠和扶植废帝，拟复旧王朝，与日本侵华势力发生了愈益紧密的关系，终于沦为伪满洲国的汉奸高官。但在伪满洲国时，又因他的推动，将煌煌巨籍的“清代各朝实录”，影印问世，使研究清史的人，得到极为宝贵的参考史料。
  实录是记录一朝一代国政章制的重要典籍，具有档案性史料的作用。实录所记载的内容，虽然并不都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往往有一些不尽不实之处，但它毕竟是依据档册及起居注等原始资料修撰而成，所记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时间、地点、人物姓名及主要情节等方面，大都有史实根据。所以历代修纂正史，多取材于实录。尤其在源文件史料已经不存或所存不全的情况下，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往昔每一王朝都有实录之辑，每一代皇帝驾崩后，下一代的皇帝就指派大臣，纂修大行皇帝的实录，用编年体将一代大事，尽行纂入。清代也不例外。清代十二个皇帝中有十一个撰修了实录，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帝溥仪即位未久即被推翻，无人为其修实录，但在他逊位后，遗臣们也曾将宣统三年中的大事，仿照实录的体裁，编成一部名叫《大清宣统政纪》的书。清代实录除未入关前的清太祖、太宗两朝，别经编纂，更有一种称《满洲实录》8 卷（即带图本《太祖实录战绩图》），是书为研究清开国初期历史的珍贵资料。
  清代每朝实录缮抄多少部，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有五部：以黄绫为封面呈进皇帝的送审本一部，俗称小黄绫本；以满、蒙、汉三种文字缮抄，分别以大、小红绫为封面的大、小红绫本各二部。大红绫本为尊藏本，一存皇史，一存盛京（今沈阳）崇谟阁；小红绫本一为御览本，一为阁本（内阁收藏）。也有人认为乾隆朝以前有一部大黄绫本，虽见诸档案记载但目前未有实物发现。
  从《满洲实录》到《大清宣统政纪》，正是满清一代三百年间的全部史料，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可惜这宝贵的史料，一向是藏在大内，外间向无流通。后来在1930年辽宁省通志馆曾委托东北大学工厂印刷系，将《满洲实录》影印问世。1932年辽海书社将《大清宣统政纪》以铅字排印发售。其余各朝实录，除了1923年刘承干（近代私家藏书的显赫人物，南浔嘉业堂主人）曾在北平故宫博物院雇人传抄一份外，外间向无别本流传。
  伪满成立后，便动议影印清代全部实录，作为“建立新邦”的纪念。对于此事最热心出力的，就是罗振玉。他在《贞松老人遗稿》中有《与柯凤荪学士书》，就详道他早在民国六、七年间极力倡议影印实录的经过，信中说：“玉避地六年矣。尔来抱病逾年，仅存一息，不复措意于人间事。惟尚有一事，极不能忘，则二百余年之信史是也……鄙意能……先将实录史稿，由史馆早日刊行，此上策也。否则如下走者，虽转徙余生，生计将绝，而天良未泯，愿尽斥鬻所藏长物，出私资印行……总裁赵尚书（按：即指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世受国恩……请以鄙意转达。若不以为诞，玉定趋赴国门，面商此事。玉往者矢于神明，莽卓尚存，此身不忍入春明，今为此事渝盟，不悔也。”
  在这封写给柯劭忞（亦为清代遗老，曾代赵尔巽主持清史馆馆务。著有《新元史》）的信后，罗振玉后来又附有《跋语》一通，对于赵尔巽极表不满。罗振玉说他为此又写信给宝熙宫保表示由他出钱找人传抄，但赵尔巽表示国史未刊行，史稿不能只字流出。过了数年，清史馆缺钱，赵尔巽向刘承干请求资助，罗振玉告诉刘承干当以传抄实录说之，果获首肯。赵并对刘说此事不可告之罗，因罗曾请传抄，未允也。但刘的实录抄成，讹夺甚多，无从勘正。这也是罗振玉后来想要影印出版《清实录》的原因。
  罗振玉长年居住日本京都，与京都学者内藤湖南等有着广泛深厚的交谊。内藤湖南也正是“满日文化协会”的发起者和重要人物，1933年10月，“满日文化协会”在沈阳的成立大会他也参加，这是他最后一次到中国来，在此时他已罹患胃癌，次年6月26日去世。罗振玉说：“及满洲旧邦新造，予函商亡友内藤湖南博士，博士极赞同。及两国创立文化协会，遂议决刊行，顾中间阻尼百出，蜚语横生，又德宗、今上两朝不在预算之内，乃由予先倡捐万二千元，会中诸君赞之，乃勉强告成。”
  据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说：“据我所知，当时日伪满当局并不支持《清实录》的刊印，但满日文化协会是个文化事业单位，既已提出刊印，他们也不便公然阻止，而是设下了几道难关来支吾。其中第三道难关便是《清实录》中与日本有关的几个问题。如在甲午战争一段里，把‘日军’写成‘日寇’，这是日本人非常忌讳的，并且认为妨碍‘日满亲善’，非改掉不能付印。这个问题好办，遂由祖父将文溯阁的《实录》原本调来，亲自检阅，将其中‘倭寇’字样全加挖改后付印，当时我就是执笔填写的人。”
  影印实录议决交由日本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承印，摄影及制版印刷等技术方面事务，统由日本人担任。影印所据的底本，同治朝以前各帝的实录，均用沈阳崇谟阁藏本。惟宣宗朝缺道光十八年正月至六月七册，文宗朝缺咸丰十一年七月至九月五册，当向北平故宫博物院抄补。其《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则以溥仪私人所藏之本为底本。1934年10月，由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和日人经理木村省吾，签订影印契约，至1936年12月，清代历朝实录全部影印完成，定名为《大清历朝实录》，分装122帙，每帙10册，共1220册，现通称伪满本。
  据云，实录以卷册浩繁，工本甚大，由溥仪出资三十万元，共只印三百部。原意是一概不发售的，只分发给日满有关团体及个人。后来因为“满日文化协会”职员的薪水没有着落，便划出二百部来发售，其余一百部封存在沈阳的文溯阁。后来在苏联红军开入沈阳后，必已遭到散失甚或销毁的命运了。1964年，台湾华联出版社据伪满本缩印精装发行，仍名《大清历朝实录》，简称台湾本，共93册。二十世纪80年代，辽宁社会科学院又据台湾本影印出版。这是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有关方面的重要文献。著名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曾说过，翔实而有系统的记录，“舍《实录》外，世上似无第二部书可以与之相比拟”。而它能影印问世，罗振玉是功不可没的。2009年初，中华书局将1986年版的《清实录》影印本进行重印，分六十册面世。
  在伪满洲国时，因罗振玉的推动，将煌煌巨籍的“清代各朝实录”，影印问世，使研究清史的人，得到极为宝贵的参考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