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淮安城第一次解放后，中共中央华中局就设到淮安城内原国民党政府办的江苏省第九中学（今淮安区楚州中学南校区），所以，淮安被当时人们称为我们中国的华中首府。那些知道攻城事情的人多少年后都在热议这件事。笔者也曾听过和接触过一些军民联合攻打淮安城的事以及有关解放淮安的事。
  一、跟着新四军爬进淮安城
  淮阴、淮安都是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部队打的。当时，民间有“纸糊的清江，铁打的淮城”之说。意思是淮阴（清江）城不仅小，而且城墙也不够高；淮城（淮安）不仅大、高，而且又比较险峻。因此，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在其回忆录中说，为了确保攻城胜利，解放淮阴时，他只使用了十旅一个旅的兵力，而解放淮安时，他是使用了七旅和八旅两个旅的兵力。
  说老实话，以当时新四军的七、八两个旅的兵力，在没有重武器的配合下，攻打淮安这样一座“铁打的”城池难度还是很大的。因此，战前的心理战很重要。于是，新四军动员了四乡八邻的老百姓投入支前和参军。并让军民联合在一起，让部队指战员扛着枪，农民们扛着铁叉、铁铣和三齿钩、粪勺等农具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队伍，然后绕城游行，向敌人示威。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加之农民们也做了一些伪装，城内的敌人根本分不清新四军队伍里还夹杂着扛着农具的老百姓。他们看到的是前头看不到“头”，后也见不着“尾”的军队，真是排山倒海，千军万马，心理上守城的防线早已崩溃了。
  我老家有一位人称“杨二”的人就是被新四军动员参加部队示威并随攻城部队爬进淮安城的人。淮安城打下后，笔者多次听他讲爬城的故事和看他学爬城的样子。
  杨二并不是他的真正名字，写作本文时，笔者曾返回老家询问一些比我年长的人，都没人知道他的真正名字。他是距离我家三、四里地的小杨庄人（今市经济开发区南马厂乡东邱村杨庄组）。家里穷得一厘地也没有，只好受雇于我们庄上一户富农家当伙计（长工）。对于这样一位赤贫农，他当然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新四军。所以，经地方干部一动员，他就参加了新四军攻打淮安城的支前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战争史上的一句古训。我们新四军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支前的人主要是揹粮运草，跟在部队后边。
  淮安城打下后杨二回来说，他到了新四军的支前民工队时，是从杨家旗杆（今淮安区席桥镇王口村北船港河那里）揹上玉米面等跟在部队后边的，是到长刘庄（今淮安区季桥乡长刘村）后，放下粮食，扛着一把大粪勺掺杂进部队向城里的伪军示威游行。部队攻城那天，他身揹15斤粮食，在城墙上枪声不断的情况下就登上云梯跟在部队后边爬进城了。他还说，淮安城墙高，加之不断听到枪炮声，因此，爬梯时他很害怕，两条腿直抖。但最后还是爬进了城里，把粮食交给炊事兵为攻城部队做饭。
  二、目睹吴独膀子尸体
  1981年春季的一天，我到上坂街一家叫“时美”的小理发店理发。这个店在街东边，店门朝西，店内父女俩做理发手艺，姓雷。父亲雷师傅当时已经70多岁。他不识什么字，但很会侃大山。
  雷师傅边给我边剪头边说，新四军攻打淮安城时，是从西门南边把城墙炸开后进来的。当时，朝北的城墙又高、又险、又陡，而且北边的城墙由于总晒不到太阳，城墙外边长着拉拉藤、爬墙虎、青绿苔等野生植物，又乱又滑，所以，北边没有什么枪声，也没发现攻城部队。待新四军从西南被炸开的城墙缺口攻入城内后，驻守淮安城内，原来当二皇的吴漱泉、吴独膀子成了惊弓之鸟。这时，他虽成了蒋介石的淮安独立旅旅长，但已知自已末日来临，因此，他提着合子抢，在六、七个勤务兵、警卫员的跟随下，狼狈地往枪声稀疏的北门跑，当时，雷师傅的理发店的店门门板都上好了，是从门缝内清清楚楚看到他们几个人从上坂街由南往北跑过去的。因为上坂街铺有石板，路不平，吴独膀子跑得踉踉跄跄的，险些跌倒。
  雷师傅还回忆说，吴独膀子跑上北还没有一个时辰，街上就有人说，吴独膀子在章马桥（今淮安区新世纪公园处）被新四军打死了，他头东脚西睡在章马桥西北侧桥爪子处（桥堍）“我从小胆子大，还专门去章马桥看了吴独膀子的尸体”。雷师傅边说边笑，把正在做活手也停下了。
  雷师傅喜欢侃山，我喜欢听他讲，以后我就固定到他的理发店剪头。记得他给我提供的信息我曾投给新华社发了通稿，不过因为内容与新四军攻打淮安城无关，这里就不去一一赘述了。
  三、张爱萍将军拍下的照片
  1991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当时我们正忙于周恩来纪念馆的开馆，忙于纪念馆的陈列布展。在一次赴京征集文物、复制有关资料时，我得知在天安门左前方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出版了一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的大画册。我就在“历博”保管部刘桂香主任的办公室里翻看起来。一眼就看到了有关周恩来的许多历史镜头，我当即决定买下这本书。
  书到淮安后，除了有关周恩来的照片让我感兴趣外，还有一张是1945年9月22日新四军打下淮安城后拍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是新四军攻下淮安后淮安城中心的镇淮楼。可是根据我的记忆，照片上的画面根本不是镇淮楼。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在周恩来纪念馆主办《周恩来与伟大的抗日战争》展览，就决定选展这张照片。于是我拿着照片找到当时任《淮安日报》总编辑的李凤翔先生。他看了照片后回忆说，淮安城第一次解放后，《大公报》的特派记者潘际炯先生曾到淮安城里采访过粟裕大将等我新四军高级将领。这张照片可能是他拍的。
  潘际炯先生是我们淮安区流均镇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香港《大公报》任该报副刊“大公园”主笔时，因为是淮安老乡，曾用过笔者许多写作的有关淮安文史方面的稿件，所以，我立即去信香港《大公报》联系。然而，我没有收到他本人的回信。编辑部回信告知潘先生已经过世作古。
  我们办展览总不能没有这张照片的准确说明文字吧？于是，我又向“历博”的刘桂香同志联系，她回信告诉我，这张照片可能是张爱萍将军拍的。这样，我又联系上当时健在的张将军。躺在病床上的张爱萍将军让他的秘书贺茂之先生从中央军委给我打来电话，告知说，经老将军回忆，他这张照片拍摄于淮安城南门的城楼。张将军是骑马从西门进城的。他拍这张照片不是想拍战斗情况，而是看到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揹着石灰桶，在城内的高大建筑物上刷写标语。张将军看了很激动，特意策马到南门，将新旅刚刷写尚未干的标语“新民主主义中国万岁！”连同南门城楼一起拍了下来。
  经过我追问，张将军还告知，那次他是赶到淮安参加有关会议的。当我再问张将军当时已是新四军四师师长，为什么在淮安城一解放那时就能到淮安时，被老将军一顿批评：“那时是战争年代，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请不要用现在和平时期的想像去代替历史事实。”于是，我不敢再问。但是，这张照片的来龙去目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