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籍金融家胡仲文

胡仲文（1901—1982），原名胡振名，字仲文，淮安区淮城镇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四岁时随父母迁往天津，由小学而中学，考入南开大学商科，成为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1923年夏，胡仲文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商科。

南开大学商科毕业后，经金融家朱虞生（出生于淮城东长街三角桥，时任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介绍，入四行储蓄会上海总稽核处任会计员。工作中，胡仲文表现出的聪慧和能力，奋斗精神和毅力，让朱虞生十分欣赏，所以尽管那时朱家比胡家在社会上有地位，朱虞生还是坚持把女儿嫁给了胡仲文。1923年7月11日，胡仲文从上海回到北京结婚。

1925年8月，胡仲文调天津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任会计领组，1930年升任副经理。1933年，调任上海四行库储蓄会副经理，负责办理外汇业务工作。1940年春天，又由上海调回天津升任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1948年，四行储蓄会改组更名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担任津行经理。1953年，全国银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调任公私合营银行董事会设计委员会委员，以后又担任公私合营银行私股董事。1959年9月1日，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参事。1964年4月，因年老体衰申请退休。

胡仲文长期从事金融事业，从一名普通职员逐步提升，先后任天津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储蓄会副总经理，联合银行经理、副总经理兼总管理处总秘书，盐业银行董事，是一位业务熟练、处事果断、业内知名的金融家。

临危受命护国宝

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后，到处搜查金编钟的下落，妄图夺取我中华国宝，金编钟继续藏在天津盐业银行已经非常危险，必须转移。此时，精明干练、诚实可靠的四行储蓄会经理胡仲文进入了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的视野。陈、胡商议后，决定将金编钟转移到英租界中街67号、胡仲文所负责的四行储蓄会。胡仲文知道这是件冒极大风险的事情：一旦败露，金钟将在自己的手里毁灭，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情况紧急，他当机立断：事不宜迟，立即动手转移金编钟。

　　1940年4月的一个深夜，陈亦侯带着自己的汽车司机杨兰波，将金编钟装入8个小木箱，分四次悄悄地运进四行储蓄会。胡仲文和他的亲信工友徐祥负责接应。他们把金编钟藏入地下室的一个小库房后，陈、胡紧紧地握手盟誓：“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胡仲文亲自保管小库房钥匙，并嘱咐总务人员买来8吨煤末堆放在小库房门口，还一再关照职工不得动用这批煤末。这一来，这个小库房就更不为人所注意了。值得一提的是，幸好他们动作迅速，转移及时。金编钟转移后的第三天，日寇突然派出军警20余人闯进盐业银行，搜遍每个角落，结果一无所获，金编钟免遭不测。从1940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及领事曾多次盘查，但胡仲文、陈亦侯均巧妙周旋，没有透露任何一丝消息。

抗战胜利后，金编钟仍不得安宁。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以及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得知金编钟原委后，以“视察”为名亲临或派人来天津，追查金编钟下落。尽管孔、戴耍出种种花招，胡仲文、陈亦侯始终坚定不移，使他们的阴谋无法得逞。1948年，国民党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天津大街到处张贴布告，规定凡检举藏匿金银者，奖给所值的70%，被检举者科罚两倍。如此丰厚的奖励，对于知情者具有何等巨大的诱惑力！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事实证明，他们都是不为金钱所动的铮铮硬汉。

金编钟重新回到故宫

1949年1月15日，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天津解放。作为临时的管理机构，天津军管会决定全市私营企业歇业三天，以便整顿。1月18日，就在天津开市的第一天，联合银行（原四行储蓄会）天津分行经理胡仲文带着一本登记着国宝的银行“清册”，走进军管会驻地——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

接待胡仲文的是军管会金融处工作人员郭恒久。当郭恒久翻开胡仲文带来的“清册”时，不禁大吃一惊。“清册”中登记着包括瓷器、玉器、古籍在内的2000余件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纯金铸造的金编钟。

1951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会同天津分行及盐业京津两行负责人，对这批珍宝进行了检查。出席人员有：人行李春荃，董事长张伯驹、陈亦侯，北京行徐宗泽，北京行工会吴经英，天津行颜师鲁、刘鹤荪、徐绪堃、田灼三、王理中，津行工会李文康、母金章。检查后进行了封存。

1953年9月25日至9月28日，北京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包启恒、文化部谢元璐，前北京盐业银行负责人徐宗泽，故宫博物院张景华、金毓鋆等人来到天津，又一次清点了这批古物。据档案中记载，古物包括“黄金编钟及玉器、瓷器等物计大箱拾箱，小箱捌箱，共计拾捌件”。9月25日下午，开始办理交接点验手续，28日点验完毕，并于当日夜间，由徐宗泽与谢元璐运赴北京。至此，在外漂泊二十九年的金编钟终于重回故宫。

1954年，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公众展出。

金编钟重回故宫的过程，是一段曲折惊险而又动人的过程。峨眉电影制片厂曾以此为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后拍摄成故事片《国宝》。花城出版社也以《金钟历险记》为题，出版了连环画。他们热情地歌颂胡仲文、陈亦侯等人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

周恩来的南开同窗

胡仲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是天津四行储备会的经理，是中国金融界一名十分有知名度的从业者，有身份有地位，但为人却十分低调，从不在人前摆架子，并且一直都很谦逊。在业内同行看来，胡仲文是那时天津金融界里为数不多的既有能力，又为人极谦和的大经理。

在儿孙心中，胡仲文同样是平和的、内敛的，不事声张。作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胡仲文与周恩来曾有五年的同窗生涯，还是住在一个宿舍的兄弟。他只是偶尔对孙子说，总理在做学生时就很激进，很活跃，带领同学们搞学生运动，他那时就很敬佩总理。

1982年7月11日，是他和夫人结婚59周年纪念日。胡仲文在家里举行家庭聚会，在外地工作的儿女们也很难得地回家聚到了一起。这天，胡仲文精神特别好，看着面前的儿孙，享受家人温馨的团聚，胡老不由地道出了那个一直不曾对外人道出的“秘密”，他第一次正式地向全家人讲述了四十几年前，他与陈亦侯如何保护金编钟的经过，一语既出，举家震惊。直到此时，全家人才第一次知道一直低调行事的老人竟然曾冒着杀头的危险，做过这样的壮举。

这次聚会上，胡老还编了二十四句话的诗，诗中写道“随遇而安晚福修，转瞬八十二春秋。欣逢伉俪结婚日，白头偕老整五九。全家老少齐欢聚，四代儿孙稳健多。五儿出国求深造，先进技术真实有。三儿随军去西藏，建设边疆功劳就。十年动乱遭浩劫，旧居落实可无忧……”，朴实无华的二十四句诗，表达了胡老自己一生所坚守的无欲无求、贫而乐的人生信条。

就在聚会后的一个多月，8月18日，胡仲文先生病逝。在辞世前他还叮嘱儿孙，要常去故宫看看金编钟……

胡仲文虽逝世三十多年，但随着金编钟的离奇经历以各种方式被披露出来，胡仲文名垂青史、誉满华夏，书写了淮安儿女又一美丽动人的篇章。

稀世珍宝金编钟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乐器，始于西周中期，历代各朝帝王大多用铜铸钟，由16只大小相同而厚薄不一的钟编成。而故宫陈列的金编钟，则是全部用黄金铸成。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八十大寿来临，他要大办万寿庆典，世界各国使节纷纷来到京城纳礼朝贺。为了显示皇朝的尊贵与富足，为了表示他对爷爷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岁生日时铸造金编钟，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编钟作为祝寿之礼。各省总督为了给弘历皇帝80岁生日祝寿，特用聚敛而来的黄金铸成16只金钟，作为“万寿节”的贡品，一来以表对“皇恩”的感激之情，二来藉以炫耀盛世豪富。

这套乾隆时期的金编钟铸造过程极为复杂，由清宫的工部、户部和内务部造办处共同铸造而成：首先由画工画出编钟的图样，呈现给乾隆皇帝审阅；审阅以后再制模，模子做好以后再呈皇帝审阅；皇帝审阅以后再铸造成样子，铸造成样子以后再呈皇帝审阅；再开炉铸造；铸造好以后再经过高超的工匠的锉磨雕刻，直到皇帝满意为止。

这组金编钟共用黄金11439两铸成，其中最厚最重者为无射钟，重达924两；最薄最轻的为信应钟，其重量为534两。16只金钟，正面均铸有16个不同音律的名称，它们分别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等。背面均镌刻有“乾隆五十五年制”的款识。每个金钟均阳刻着两只矫健腾飞、栩栩如生的飞龙，脚踏滔滔大海，头顶朵朵浮云，相互追逐，戏耍火珠，彰显着帝王尊贵之象。金钟顶端各雕有两只躬身蟠龙作纽，底部雕有角云和8个平头音乳。更令人称奇的是，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黄金编钟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来定音的。金编钟璀璨熠耀、造型优美，而且能打击出不同音色，成为世上罕有的精美乐器，实属我国的稀世国宝。

在乾隆皇帝的万寿大典中，这套金编钟被放置在太和殿上。此后，凡遇宫廷祭祀、朝会、宴飨等大典，即置金编钟于正殿中的韶乐檐下，与琴、瑟、箫、笙等乐器协作演奏，其音清越悠扬，悦耳动听。

乾隆驾崩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等几朝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腐朽的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08年12月24日，不到三岁的溥仪登基，当上了宣统皇帝。1912年溥仪六岁时发布诏书宣布退位，大清封建王朝被推翻。但根据民国政府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例》，这位逊位皇帝仍可住在故宫，且皇帝的排场不减。

1922年，16岁的溥仪到了成婚的年纪，宫中上下依然照旧例，开始为他操办大婚典礼，婚庆大典足足折腾了40天，花费银元数十万两。溥仪大婚之日，便是金编钟最后一次在宫中盛典上敲响之时。如此巨额的花费从何而出？逊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逊清皇室就地取财，大量变卖宫中的金银财宝，“民国十三年四月，溥仪的岳父与北京的盐业银行签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编钟、金册等件。其中金编钟抵押四十万元，金册等抵押四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