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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盐政改革与河下的兴衰

2015/3/6 16:54:23    作者:潘俊青    阅读:10469    评论:0

  道光间改革,叫行票废纲。取消盐商世袭垄断制度,实行有限的市场化。票盐改革,不仅百姓得惠,而国家财政收入,也得到了保证。
  盐课一向是封建朝廷的重要经济支柱。明代中盐课收入,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两淮盐课又约占全国盐课的一半。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两淮盐运的管理。自元代始,便设立了两淮盐运使,全称为两淮都转盐运司使,治扬州。明清沿袭元制,负责管理两淮地区的盐业。明代起又设置了通州、泰州、淮安3个分司和两个掣验所。通、泰分司管理淮(河)南各盐场,淮安分司负责淮北各盐场营销。明初淮安分司驻连水,中期改驻淮安,清道光间改驻海州。掣验所是运盐通道上的最后一道关卡,掣验所职责,是核对盐商的盐引、数量,确认后盖章放行,直到营销口岸再无检验关卡。淮南掣验所设于仪征,淮北掣验所则设于河下,道光后移于西坝。
  河下的兴起,与盐运分司进驻淮安和掣验所驻入分不开。但鼎盛兴起应在明万历以后,因为在“纲盐”改革前,无论“纳粮行盐”还是“纳银行盐”,都不可能及时支到现盐,有一个“守支”时间,就是凭仓钞兑盐引后排队等候支盐,盐商往住要拉家带眷在两淮排认守候,有数年、十年乃至“祖孙相代而不得者”;除非买通关节,否则,丰厚利润都要耗在这个“守支”上。
  “纳银开中”,简化了手续,增加了国库收入。仍属收支两条钱,银、盐各隶所司,互不见面,盐运分司只是管盐不管引,只管支付。“纳粮开中”,是由边疆太仓纳粮后,发给“仓钞”,凭仓钞出引,盐商持引排队;改为“纳银”后,银两仍须到边仓缴纳,再到盐司守支。盐司用国帑购盐贮库,按引支付。盐官往往以官仓无盐为借口,无限期延长支守时间,盐商不堪久耗,便要求去盐场支盐。那么,盐商纳银后仅得到一纸盐引,再掏腰包向场户或灶户买“余盐”。余盐,是相对于完成国家计划“正供”以外的超产部分,其价格要略高于正供,盐商要花两份银子才能得到一份食盐,而正供却滞在盐垛。国家收了盐商的银子也发给了仓钞,但官仓却无银到场、灶购盐支付。这样,盐商成本增加,利润空间减少,不少盐商转向,导致官盐积压。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两淮盐业已面临崩溃的危险。当时尚书李汝华在《户部题行十议疏》中奏道:“两淮盐课停压两年有半,已少银170余万(两)有奇。今岁……是将又压半年矣。”
  “十数年来,自各阉行浮课、壅正盐,边引不售,边商赔累。”李汝华叹曰:“计内帑淮盐,所入不过(每年银)120万(两)有奇耳,乃令国计亏至700余万。目今已后,尚未可知。然则中涓竭泽,其于国家,利耶害耶?”于是,明盐政便有了第二次改革,以解决淮盐壅滞的难题。
  万历间盐改人物,是原户部郎中,后升任疏理两淮盐法道山东按察司副使的袁世振,将“开中”法改为“纲运”法,亦称纲法。所谓纲法,就是把过去作为运司掣盐批数的单(两淮岁掣十二单,每单包括若干引)改为十“纲”,以“圣德超千古,皇凤扇九围”十字编为册号。每纲可行盐2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清代增至400斤),九纲行新引,一纲行旧引,招商认购。认购最低限额为一纲,这是一种总商包销制度。规定盐商只能在规定盐场买盐配运,要按规定运输、销售,官不再收储食盐。官府不付本钱,不收商品,只利用封建特权,作为在法理上的“卖盐的主人”。又将开中积欠的赤字,交付新盐商分期偿还,计划用十年时间还清。
  新纲法,每纲可行盐20万引,是一个庞大数目,必须在前一年底或当年初,一次付清税赋,尔后才能行引;因此,要想取得一纲盐的专卖权,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于是徽商、晋商纷纷介入。引纲者,必须由办事干敏、熟悉盐法的“资重引多之人”的大盐商,出来总承包(主要是包税),称为“总商”,其他资本薄弱的称为散商,散商依存于总商之下,总商将散商的花名册以及他们的“根窝”(行纲时,必须每引缴纳六钱四厘的“窝本”,登记注册,谓之根窝、引窝)、当年认营引数,上报给运司衙门,便取得了行盐资格。且为以后的依据,并可子孙世袭。
  万历改革的纲运法,国家财政收入得到了保障,盐商垄断了盐引的购买权,并拥有世袭承销权,外人无从染指;从此“专商永久占据引窝”,世代为业,河下才有“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
  纲运法一直延续到明王朝的覆灭,爱新觉罗氏主政,全盘继承了纲运法。康乾时期,因为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食盐市场容量扩大,清政府又给盐商们诸多的优惠政策,如加斤增引,即每纲不限于20万引,每引最高增至400斤(实为375斤,另25斤为卤耗),使盐商们获利更多,这是两淮盐史上的鼎盛时期。《两淮盐法志》曾作了量化考证: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万5900余引。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
  清代山阳人黄均宰在《金壶七墨》中有这么一段话:“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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