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夫人梁氏，曾在黄天荡之战中亲执桴鼓，助其丈夫大战金兀术，被封为扬国夫人。其事迹被编入史籍，后有好事者演义为小说、戏剧。所谓梁红玉，即小说家为她取的名。
  有关梁红玉的籍贯，正史无载。社会上却有三种说法。一为镇江籍：因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她是“京口娼”，故《镇江府志》收其名籍。然《鹤林玉露》为笔记小说，不足为据。二为池州籍：见于网络流传，说梁红玉出生于贵池武将之家，家道中落后，她流落到京口，然查无实据。三为淮安楚州籍：既有碑铭可查，又有文献可考，在历史上已成为定谳。
  最早考订出梁红玉籍贯的学者是明末清初的钱谦益。钱谦益妻柳如是，号河东君，虽是秦淮歌妓出身，却有忠心爱国思想。在明朝江山岌岌可危的时候，她以巾帼英雄梁氏自比，雅好谈兵，甚至有时还头饰羽雉，装扮成戏文中梁红玉的形象。受河东君影响，明末时期的钱谦益民族气节尚存，他曾于崇祯十四年（1641辛巳）冬，与河东君泊舟京口，指顾金、焦二山，赋怀古诗云：
  柁楼尊酒指吴关，画角声飘江北还。月下旌旗看铁甕，风前桴鼓忆金山。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云俛仰间。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冢共跻扳。
  诗中由对梁红玉英姿的描绘，生发出他日到苏州灵岩山韩世忠墓前祭奠英灵的心愿。果然在三年以后，也就是在甲申年（1644）二月，钱谦益携柳如是到苏州邓尉山赏梅，途经灵岩。韩世忠墓坐落在灵岩山的西麓，近旁有一块神道碑，额题“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此碑高4米多，字数逾万个，俗称“万字碑”。碑文为隆兴年间礼部尚书赵雄撰，给钱谦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祭扫之后，钱谦益写下了《韩蓟王墓碑记》，对梁氏生平考订尤详。他认为“《宋史·列传》援据雄碑，其书扬国夫人事，则碑为详”，“因采遗事，记其本末。”其考订扬氏籍贯曰：“碑云：扬国家楚州，织簿为屋。盖扬国家本楚州，寓京口也。”又辨罗大经《鹤林玉露》指称韩世忠初与梁氏相遇时，世忠尚为小卒为误。称：“蓟王起银州，积功转进武副尉。宣和二年，调西师讨方腊。部勇敢五十人，随王禀以往。遇扬国于京口，当在此时。王为裨将，非小卒也。”由此可见《鹤林玉露》记载不实，乃小说家之言。
  钱谦益的考证引起了清代著名学者阎若璩的注意，后经他的提议，梁氏的名籍被收入康熙年间纂修的《山阳县志》。《潜邱剳记》卷二《释地余论》中就有阎若璩答复“近修《山阳县志》有以此地何由得名来问者”的记载。涉及到将梁氏名籍收入《山阳县志》的提议则见于《潜邱剳记》卷六《与刘超宗书》：
  又郡志（指的是明天启年间纂修的《淮安府志》）人物缺载颇多，如列女扬国夫人梁氏，见赵雄所撰《韩忠武墓碑》，在灵岩山下。流寓邴根矩见《三国志》，俱宜补入。
  刘超宗名埕，山阳人，康熙中岁贡生，曾官青阳训导，因长于经学，虽病废家居，请业者日益进。他是康熙本《山阳县志》撰修者之一，阎若璩《挽刘超宗》中有“乡邦志文艺，终古首编摩”诗句可证。阎若璩的提议得到康熙本《山阳县志》主修人张鸿烈的重视。鸿烈字毅文，曾授翰林院检讨，亦是山阳人，与阎若璩有唱酬。他经过一番考查，确定梁红玉是楚州北辰堰（又称北辰坊）人，为此还写了一首诗，题为《北神（辰）堰韩蓟王扬国夫人梁氏》：
  北神堰枕清淮流，居人织苇堰上头。蓟王夫人昔家此，随母播迁到润州。
  此诗见于张鸿烈《淮南诗钞》，作者又有题注曰：“北神堰即今新城北门外迤西是也，梁夫人微时家此。”
  虽然张鸿烈主修的康熙本《山阳县志》已成书，由于编辑过程中“山阳令七易其人，遂置刻事不问”，志稿“旋复散佚”。但后来由任瑗、吴玉搢等人就张鸿烈残稿补辑成书的《乾隆纂修山阳县志》，以及延续下来何绍基、丁晏等辑编的《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均采纳了阎若璩的意见，沿用了康熙本《山阳县志》的做法，将梁氏收入《人物传·列女》中，曰：“宋，梁夫人，蓟王韩世忠妻，楚州北辰坊人。初，江淮兵乱，梁流落为京口娼家女。”刊刻于乾隆十三年的《淮安府志》（卫哲治、顾栋高等人纂修）卷二十二《列女》中，记载了扬氏的名籍，并注明：“事见《鹤林玉露》及钱谦益《韩蓟王碑》”。刊刻于民国1933年的《韩忠武王祠墓志》（顾沅、程勋辑）则收录了钱谦益《韩蓟王墓碑记》全文。现代著名学者邓广铭先生著《韩世忠年谱》也引入钱谦益的这段考证。由此可见，钱氏有关梁红玉籍贯的考证，已得到古今学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