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武松之前，先把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作一个比较。这三人中，鲁智深层次最高，有胳膊、有拳头、有脑子，有当黑老大的潜力，武松次之，有胳膊、有拳头、有半个脑子，当黑老大不行，但可以当个不错的黑社会“打手”，只有李逵层次最低，虽有胳膊、有拳头，但却没脑子，完全是一小混混的角色，经常干一些没头没脑的事，把自己和别人搞得狼狈不堪，让宋江头疼，让读者发笑。
　　武松是在《水浒传》的第二十一回最后一个情节出场的，宋江杀了阎婆惜，被迫逃亡，来到柴进的庄子上，受到款待，喝酒吃肉，好不得意，谁知在走廊上撞翻了火，惹着了一个烤火的大汉-----我们的打虎英雄、无数中国人崇拜的武松隆重出场了，武松也是因杀人跑到柴进的庄子里来的（看来小旋风很喜欢这些杀人的家伙，有窝藏逃犯的喜好，他后来被李逵胡闹搞得进大牢，差点家破人亡），但一年后，他在柴进庄子里的处境己经很不好了，可见他的一些耍无赖的作派就连同是黑道的柴进也无法容忍了，宋江来时都没请他陪吃酒，一个人只好在走廊里向隅烤火，这厮一定很尴尬，也很气愤，所以差点暴打宋江一顿。
　　这宋江是黑道上的“万金油”，名气太大，成了《水浒传》里很多故事线索的连接点，武松得了宋江的援肋，于是回清河探亲，这就有了打虎的故事。
　　武松打虎，为民除害（当然不能用今天保护野生动物的高标准来评价此事，这老虎该打），流氓难得做一次好事。其实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想打老虎、为民除害的意思，他在酒店连喝了十八碗酒，醉得不成人样，又把酒家的好心当做驴肝肺，硬要上山去，到了山上读了告示，知道真有虎了，心又虚了起来，不过黑社会的流氓有一点很可爱，范哈儿师长说：“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
　　武松能打死老虎，一来他确有两下子，有胳膊、有拳头，人又吃得饱饱的，再加上人在危急关头所爆发的力量，另外这是一只饥饿的老虎，恐怕它早就饿没劲儿了，于是就把老虎打死了，于是他就成了名扬天下的“打虎英雄”，并来到了阳谷县，遇到了他哥哥和那个大名鼎鼎的嫂子。
　　他嫂子勾引西门庆，还是因为暗恋武松，说来这女人也真可怜，要知道在遇见武松之前，他嫂子可是谨守妇道的哦！
　　武松后来用私刑抱仇，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在那时到无可非议。当他被发配到孟州后，他的“打手”的作用终于显露了。在发配路上，他还在十字坡遇到了做人肉买卖的张青、母夜叉夫妇，幸好武松也是“道”上的，知道这店的底细，才没被那个“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的母夜叉麻翻后送到后面宰了做“牛肉”，呵呵，这“劫财又劫肉”的母夜叉夫妇后来也上梁山，参加“农民起义”去了。
　　在孟州牢房里，武松本来要吃一百杀威棒的，谁知被金眼彪施恩看中，免了杀威棒。这施恩本是当地的一个流氓恶霸，一个地头蛇，他一眼就看出这武松是个头脑简单、浑身肌肉、天生的“打手”的料，于是每日好酒好菜，感情投资，没多久就让这头脑简单的“打手”感激涕零，立刻要为朋友两肋插刀了。收买了武松后，这施恩才说端详，原来施恩手下也有几十号人，在快活林（典型的黑社会地名）开了场子，吃喝嫖赌样样都有，外地来的妓女等，要先交“保护费”，才能营业，月进百金，可惜这黑老大的好日子没过长，就被另一伙流氓踩了场子，对手也是很有背景的，施恩让武松去打蒋门神，夺回地盘，自己却躲着不出面，很明显就是想利用武松当牺牲品（事后武松被陷害、发配，差点死在发配路上），这武松喝了几顿酒，还真以为有什幺江湖义气，立刻拍胸口答应，要去当“打手”了。
　　醉打蒋门神是黑社会的火并，双方都无道义可言，这武松靠着浑身的肌肉，终于打到了蒋门神，替施恩夺回了场子，这下施恩又可以开赌场、收妓女的“保护费”了（这个开赌场、收妓女‘保护费’的施恩，后来也上梁山，参加“农民起义”去了 。
　　武松替施恩夺回了场子，必然要得罪另一恶势力，就是蒋门神背后的张都监和张团练，结果被张都监下套陷害，又入大牢，再被发配恩州，途中差点被害。
　　武松在上二龙山当土匪前，在张都监家里的那场大屠杀让他真正坐定了“流氓”之名，一个真正的英雄，复仇无可非议，但不能滥杀无辜，杀妇女算什么英雄好汉？这武松如不是流氓本性大发作，怎么会有这幺多无辜的女性被杀？
　　这武松是不是个流氓？　　
  我见: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施耐庵竟会在他的书中，对于流氓和黑社会抱有极大的好感？你可以说梁山集团是起义造反的一部，但以今日的观点看，上面的不少人，基本上都是因为，为了所谓的义气，在社会上犯罪了，又希望逃避官府的打击，所以才来到梁山。我们说起义，一般都是以贫困农民起义居多，可梁山上的人呢？有几个是因为无法生存，又确实遭到官府的剥削压迫，所以才上山的呢？将这些人说成是贼寇、盗贼，高俅他们没有定性错误，在当时的传统士大夫眼里，这些人就是强盗，他们所谓的组织和势力，就明显带有所谓“黑社会”和“割据叛逆”的色彩，但问题在于，好端端的普通民众，他们难道不知道，所谓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么？怎么想起来要做盗贼？好就好在，施耐庵对于这一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原因，通过他的书中描写，真实而又客观的表现了出来。
  金圣叹在点评《水浒》时说：全书是“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这个是他的主观之见。因为，就金本人来看，他对这部书中的不少人物，是又欣赏，又憎恨，在高度评价全书的文学价值之同时，竟砍去了七十回后的内容，加上了一个所谓的“英雄惊噩梦”，还说全书古本只有七十回，这之后的回目章节，都是伪作。都了后来的阮葵生《茶馀客话》中，更是说施耐庵写《水浒》，那是“著书荼毒天下”。这些，可以说是当时的文人们，站在他们自身的立场上去看的，你能说，这些说法不对、不合理？当然未必。
  有人说：《水浒》是一部反面教材，它生动的告诉了人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特别是战争年代、非常时期，投降总是没有好的下场。只是，宋江等人在那时，是否可以一辈子就呆在山上，和朝廷反抗到底、甚至于推翻宋朝政权么？他们没有这个势力，在客观上，也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就从宋江等人的内心深处来看，他们上山，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所谓的打败官军、聚众起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引起朝廷的重视，从而对他们进行招安，之后就是漂白身份、为国做事、名垂青史，作为男人嘛！谁不想在有生之年，做出一点事情于人于国呢？因此，在我看来，宋江所谓的接受招安，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下面有不同意见，是因为反对招安的人，看清了朝政的黑暗、奸臣当道，还有整个北宋社会的弊端，从而对这个政权，从心底就失去了信心，他们宁可在山寨终老此生，既然被官方说成了强盗，那就将强盗做到底，就在山寨和朝廷对抗，向朝廷施加压力。可是，这个压根儿就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政权，都绝对不会允许一个和自己政见不一、割据一方的势力存在，就算北宋灭不了梁山势力，下一个王朝也会拔掉这个“毒瘤”。
  只是，让人想不通的是，宋江在梁山势力接受招安这一块，曾为之动过许多脑筋，也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但是，他却不顾一些兄弟们的不乐意，执意要接受招安，这个是因为，在他的心里，抱定的观念始终只有一个，即：为兄弟们谋前程、为国效力，宁可朝廷负我，我也不负朝廷。不过，就梁山上的不少人来看，像卢俊义、杨志、吴用等等，他们还是乐意接受招安的。
  也同样是一个武松，到了《水浒》的“儿子”——中国的另一部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词话》中，仿佛又换了一副面孔。兰陵笑笑生在对武松的描述上，将他一开始为哥哥报仇、厮打西门庆，改成了误打西门庆身边的一个“雇工”李皂隶，从而刺配孟州，到了最后，花一百两银子，从王婆身边买来潘金莲，将其和王婆一并杀死，并夺走了财物，上梁山为强盗去了。如果说前者身上，具备很强的义薄云天、光明磊落的正面色彩的话，后者的身上，则纯粹是一副市井小民的面孔，显得很是猥琐不堪。这个是不是兰陵笑笑生有意为之的呢？不是的，和小说所反应的内容有关，《水浒传》是写江湖、写帮派，而《金瓶梅》则是写市井、写人情，尽管这两部名著，都对历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水浒》的正面影响，是教育了当时社会上的底层人，面对来自高层的欺凌、侮辱，应该选择反抗，也因此，不少农民起义的首领，将这部书当作“教材”，效仿书中写的结义方式，然后，同封建高层统治者作斗争；在文学上，全书开启了白话古典文学的先河，是日后武侠小说的始祖。其负面影响是，书中的一些血腥、暴力描写，足以对心智不成熟的人产生误导，同时，也正如同古代文人所说的那样，一些人看了之后，开始学坏了，做起了抢劫、强奸、杀人、偷盗、加入黑帮的勾当，更有甚者，一些黑恶势力或帮派势力，也效仿书中的描写，终日斗来都去，严重危害了一方的社会秩序。
  《金瓶梅词话》的正面影响，首先，它开创了文人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先河，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世情小说，兰陵笑笑生在书中，描绘了一系列形象鲜明而又各有各性格的典型人物，全书的出现，标志着作家们将眼光投向了现实社会，取材于现实社会中的日常生活，通过描述一个家族的兴衰和这个家族主人公的命运，从而反应作家所处时代的现实状况，这个为《红楼梦》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尽管，全书作者的真实身份一直是个谜，但可以认定一点，此人应该是个怪才、原籍山东、熟悉市井生活、有过做官的经历、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很是看不惯，他可能没有多少文学功底，但对前代或“当代流行”的诗词曲赋、戏曲韵文、传奇小说等，应该有一定的研究，也比较喜欢，虽然，他自己写出的同类文体，往往水准较低，至少，他不是个正统文人。全书值得一看的，是它对市井人物和世俗生活的描写，其中包含了明朝的商品经济、宗教、休闲娱乐、政治、官场、世态人情、家庭生活等多个方面内容，堪称是明朝的百科全书，也是明朝四大奇书之一。 
  其负面影响是，书中充斥着相当的、而且十分暴露的性描写，这样的描写，又是属于实多虚少，使得全书戴上了“淫书”的帽子，并为后世淫秽、色情小说的出现，开创了一个先河。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全书对于那些生理发育不健全、不具备一定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没有一定的文学或历史基础乃至于功底的人来说，还是不看为妙，出版社也应该限量出版发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看过这部书的人都知道，全书的主旨，意在暴露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阴暗面、展现人性之恶，这就使得全书的色调，从总体上看，那是灰色的，作者的态度，也是冷峻的，因此说，通部小说缺少理想化色彩。如何正确的看待社会上存在的阴暗面、如何认识人性、怎样构建和谐的夫妻关系，在明代，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因此作出回答，现实中也没有提供例子，因此，作者自然想不到、也写不出来，他能想到的，无非是劝戒，让人不要重蹈西门庆之流的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