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工作和这个特有的称谓，在我国已经存在近50年了。从它开创伊始，就立足于“三亲”，这是文史资料工作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三亲”这个根本，所谓文史资料工作就混同于其他历史研究的方法，失去了它最有力的支撑点，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文史资料工作，类似于现在流行的“口述史”的研究的方法，但是和而不同的是，文史资料研究没有猎奇的成分，它以研究和记录中国现代和当代历史为主要目的。因此，从它诞生开始，就是一门严肃、认真的学科，它以客观、真实为基础，从大历史的背景中，撷取独特的个人经历，充实、丰盈历史的真实面貌，甚至有些史料起到了还原历史的作用，有着其它史学研究方法不可替代作用。它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以个人经历为切入点，让很多在突然和慌乱之中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了寻找的方法和辨认的依据。从这个角度，凸现出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独特意义。它所青睐的并不是干巴巴的历史文件，也不听信那些被话语权粉饰过的报道，它只注重历史事件在场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它的功能作用至少在如下五个方面得到了重要的体现。
  一、“三亲”可以还原被意识形态宣传篡改和掩盖的历史事件
  众所周知，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那些灭绝人性的屠杀，如果没有大量的幸存者予以揭露，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件的人，任凭我们有怎样的想象，都无法还原那些事件的真实面貌。当然还有发生在我国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篡改教科书，企图掩盖侵略我国、大量屠杀国人的事实，正是由于那些亲历者、幸存者的“三亲”史料，才能使我们从根本上揭露了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惨无人道的暴行，也正是那些铁一般的事实存在，使得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真实的记载不攻自破。
  二、“三亲”可以使许多历史事件发展变化的真实过程得以呈现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70周年。众所周知，在当时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一重大事件真实面貌的一本书，就是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让当时的西方社会了解和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存在，并且是改变苦难中国的希望所在，同时让70年后的今天的中国青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当年真实的革命经历和个人情感。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它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历史、中共党史、人民解放军军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切正是因为有了斯诺的“三亲”记述。同样还有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溥仪所记述的虽然是他这个个体的前半生，但是他的经历是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更是无法复制的。他的前半生心理变化和生活经历是跨时代的，从一个封建王朝的帝王到一个新中国的公民，这样的纪录在任何清代历史研究方法中都无法替代。同样，我们现在对于“文革”的研究也是如此。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正是这方面的成果。其意义会随着时间流逝日益显现。
  三、“三亲”可以使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抢救保存和延续
  文化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它们都是同生并存，相互依赖的生物链。由于过度的商业化和现代化速度的迅猛异常，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的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遇到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将会大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没有文字记载。它们世代流传的方式就是口传心授，它的载体就是人。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从业人员的自然消亡，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就随之消失。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样的例子许多。如昆曲、摊戏、花儿、剪纸、皮影、社戏、捏面人等等。我们可以通过文史资料“三亲”方式和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幸存者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存，将那些珍贵的、濒于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下来，使它们得以传承。
  四、“三亲”可以使许多个人独特的重大经历为世人所知
  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与许多非常个人化的经历密切相关，相互依存。比如科研活动，科学发明，野外探险等等，这些活动的成果都与参与者非常个人化的经历密切相关，只有通过“三亲”的方式才有可能让许多真实的情况面世，从而提供出一些珍贵的研究资料。比如：“神六”飞船升空的过程，宇航员杨利伟自己的经历就具有唯一性。同样，“河北第一秘”李真的狱中回忆录，也向世人们打开了一个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从巅峰到低谷的心路历程。通过这些独特的“三亲”回忆，我们才看到了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某些特殊领域的一个个断面。还有最近看到的庄则栋回忆的中美“乒乓外交”的一些史料。这些个人化的回忆，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找出了当时的注脚。
    五、“三亲”可以让“沉默的大多数”拥有说话的权利
  在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话语权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各种原因（政治的、经济的、信息不对等的）在阶层和群体之间话语权是不对等的，尤其“文革”期间。这样的结果，许多的事件的真相都被拥有话语权的一方屏蔽掉了。如同一句老话，历史是人民写的，文史资料工作可以在历史“尘埃落定”之后，让那些曾经的“沉默的大多数”重新拥有说话的权利。比如，我们对“反右”和“文革”的经历的回顾，我们对当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正是那些当事人大量的“三亲”文章，让我们对过去的荒唐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经济建设中这样的例子依然很多，比如我们现在对老北京旧城改造方案的反思。对梁思成观点的重提，都是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的。
  综上所述，“三亲”既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方法，也是文史资料工作的目的。其目的就是让当事人、在场者说话，让历史事件恢复原有的本来面目。它虽然不承担书写党史、国史等宏大叙事的功能，但是它的亲历、亲闻、亲见，却为后来者感性的触摸历史，起到了不可替代作用。所以，“三亲”是文史资料工作的立足点，是文史资料工作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的根本，当然，这更是让其它史学研究方法无法替代的根本。
   （作者工作单位及职务：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调研员·文史资料与历史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