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淮安作为运河之都，由于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优势，城市繁华，文化繁荣，人杰地灵，逐步形成了开放包容、开拓创新、和谐统一的人文精神。来自大江南北的各色人群在这里聚集，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各种思想在这里碰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淮安的社会风气，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沈佩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独具特色的淮上风情图。
  教育救国，公正忠直
  沈佩弦（1898.11—1940.3），原名沈丕谐，江苏吴江人。世代务农的沈家为改换门庭，决定让小子沈佩弦进入城市学习。沈佩弦早年就读于东南大学教育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加之家境贫寒，深感社会的愚昧与不公，遂终身以“教育救国”“公正忠直”为座右铭。在校期间，沈佩弦是位进步青年，常常撰文投稿《无锡新报》，该报以“启迪民智，促进社会”为宗旨，时常发表文章介绍国内外新思想及宣传新文化运动。1924年秋，沈佩弦在读大学最后一学期前，在同学的邀请下曾来当时的江苏省立第九中学（今淮安中学）教书实习。东南大学毕业，先后去南通、无锡等地教书，并于1933年7月—1934年6月出任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今无锡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后因与当时的江苏教育厅长意见相左，愤然辞职。
　　离开无锡师范学校后，沈佩弦受著名教育家、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今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先生邀请，前往苏州中学担任初中部主任，后转高中部任教。在苏中工作期间，沈佩弦的工作异常繁忙，甚至于为了工作而很少回家，有时连换洗衣服都是孩子们送到学校。在苏中，沈佩弦协助校领导擘画学校发展蓝图，全身心的忘我工作终于使他劳累过度，罹患上了肺结核。苏中得知病情后，出于照顾沈佩弦的目的，大大减轻了他的工作负担，但他仍然坚持住校工作，直到抗战爆发。江南沦陷后，肺结核晚期的沈佩弦由于体力不支，不能长途跋涉，故未能随学校外迁，而是无奈选择了留守苏州，在敌伪铁蹄下度过余生。由于沈佩弦在当时的教育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汪伪政权还一度想请其出任教育厅长一职，被其严词拒绝。面对敌伪的淫威，沈佩弦宁可冒着随时被日本人逮捕、杀害的危险，却始终未领日本人派发的所谓“良民证”，甚至于亲属中有人在汪伪政府里工作，沈佩弦断然拒绝与其来往，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1940年3月12日，病重的沈佩弦带着遗恨离开人世。
　　沈佩弦育有三子，长子在日寇肆掠的年代中因病夭折，次子、三子秉承了父亲铮铮铁骨和爱国热忱，选择科技强国之路，以富强中华为己任，曾先后改名为“复中”、“兴华”（后又将“兴华”改为“继弦”），取“复兴中华”之意。
  淮安学风与城市概况
　　沈佩弦在淮安中学教书期间，曾于1924年10月18日致信学长范烟桥（1894—1967，江苏吴江人，著名报人、文学家，红极一时的“江南才子”）汇报近况，后来全文发表在1924年10月26日的《吴江》（总第140号）上。在信中，沈佩弦详述了淮安学风和城市概况，这多少可以为我们了解当时淮上风情提供一些线索。
　　教学之余，沈佩弦也时常行走在淮安的市镇乡间，考察淮安风土人情。沈佩弦曾在信中记载，淮安在镇江之北，轮船三十小时可以抵达。虽然淮城旧为府治，而百姓居住的房屋却极为简陋、市镇更是寥落不堪，远不及新兴的清江浦殷实。这是淮安古城随着运河和漕运地位的衰落，造成破败不争的事实。
　　沈佩弦认为，淮安较少兵灾匪乱，如果没有水患，是年一定是个丰年，倘若百姓勤俭持家，一定会有所积蓄。沈佩弦还记载了当时淮安的城市概况：古迹胯下桥仍可寻觅，勺湖上仍可泛舟。登上巍巍龙光阁，可以遍览淮安全城。淮安城西北运河边有湖心寺，该寺田产甚多，庙宇多仿照镇江金山，历代方丈多为海内名流，实在是“淮属大寺也”。在沈佩弦看来，淮安当时的地方财政非常充足，虽然民房简陋，但公署城楼却时常修葺维新，屋面雪白，非常壮观。即便民间生活水平不高，但淮上美食却名声在外，沈佩弦觉得品尝过后回味无穷，与苏州美食比较起来并不能区分伯仲。总而言之，沈佩弦认为淮安实实在在、的的确确是好而不贵、物美价廉、适宜人居的福地。
　　学校的教学设备虽然不是全部崭新，但也可以满足师生们正常使用。学校的学生多是淮安本地人，扬州、镇江一带仅有数人，鲜有南方人；老师则都是北方人。学生的平均年龄，比江南的中学生稍长，并且早婚的人较多。沈佩弦记载，虽然是初中，而学生在家中结婚生子的不乏其人，以致于刚开学时少数年长学生竟以为沈佩弦是新来的学生，让人啼笑皆非。然而，学生年龄虽长，但却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即便老师初来乍到，学生也非常愿意听老师的话，诚服于老师的教诲。学生们在校期间活动较少、不顽皮，具有北方人的“忠直之风”，但无徐州等地的“粗暴之气”，这样大大便利了老师的正常教学。
  沈佩弦的教育思想
  沈佩弦在淮中服务期间，主要担任学生的训育工作。所谓训育，早年是指家庭生活中长辈对晚辈的教诲抚育，后来发展为学校教育中的道德教育，陶行知认为“真正的训育是品格修养之指导”，徐特立也指出“训育”应该是“重人格感化，与规则生活”。除此之外，沈佩弦也兼授教育伦理、人生哲学等科目。沈佩弦在国乐方面造诣颇深，曾发表过《普通国乐器源流略考》。在淮中任教期间，国乐属于训育的一部分，所以沈佩弦也时常指导学生国乐。此外，沈佩弦还是校刊的编辑，负责每期校刊组稿、编辑、出版等事宜，他为扩大校刊的影响力积极奔走，经常挑选优秀的学生作业作为校刊稿源。沈佩弦认为，学校的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务虚”走过场，而是要从督促学生自治、丰富学生课外生活着手，切实发挥“训育”的功用。
　　1924年，国民政府的北伐正如火如荼展开，淮安较少受战事的直接影响，百姓日常生活基本没有被打破，当年的九月一日便正常开学上课了。当时淮中的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是学校的公田收入，微薄收入维持着整个学校的各项事业，所幸大体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沈佩弦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从其所发表的文章中窥探一二，兹列取《小学教材选择与组织之原则》《大学区制衡议》二文简要叙述。
　　沈佩弦的教育思想受美国教育家庞锡尔的《设计组织小学课程论》影响，认为教材与教法不可以相互隔离，教法应该随着教材的改变而改变，教材又需要依循教法而择定。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需要注意到这样的改革应该渐次推进而不能急于求成。教育应遵循如下的一般性原则：教材应囊括人类经验，选取内容应该是最具有感化人的部分；教育者应重视受教育者知、情、意三方面的提高；小学生的教材应该注意到儿童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并且要注意到天资各异儿童间的差别；教材设计除了要授业传道，更要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和问题意识；发展兴趣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能有碍正常的教学；教材设计还要提高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审美情趣；教学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教材要具有平民教育的色彩。
  沈佩弦推崇大学区制，认为教育行政必须集中于一点，从事教育行政的人应该与专门学术相接近，各级学校应该做到“异事同功”，上述三点才是当时教育改革的最大需要。推崇大学区制的同时，沈佩弦也清楚认识到，教育的重点不能完全偏重于大学，因为从学科的发展而言，大学固然居于学制系统之上，但对教育本身而言，大、中、小三种学校应处于平衡的状态，不能分阶段品评各自高下，这正如人的身体器官，是一个有机体，不能重视呼吸系统而忽略消化系统。在沈佩弦看来，虽然优良的中小学教师未必会被大学教授所欣赏，中小学乃至幼稚园所教内容也不及大学教授的精深，但是中小学教师在儿童心理塑造、教学方法辅导等方面又是很多大学教授所无法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