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府署的佐贰官中，配有一名“推官”，其职能为“理刑名，赞计典”，即协助知府审理案件，考核官吏，教化百姓。尽管清康熙六年推官的配置被取消，但后来的布政司理问、都事、按察司知事等，皆相当于推官之职。在整个明代，淮安志乘记载的52名推官中，恐怕数万历年间的曹于汴最有建树了。
  （一）
  曹于汴（1558—1634），字自梁，一字贞予，号真予，解州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人。降生于嘉靖三十七年的一个寒微家庭的他，自幼聪颖，入学潜心，渊博之后，尤长于理学。为生活计，应聘担任塾师十余年。万历十九年（1591），33岁的曹于汴，应乡试考中举人第一名，夺得“山西解元”的称誉。次年春赴京应礼部的壬辰会试，不久参加万历皇帝主考的殿试，经皇极殿（清顺治二年改名太和殿）唱名，被钦点为进士出身，初授淮安府推官。
  进士出身的曹于汴，在淮充任推官的六年多期间，一贯“布衣蔬食，戴星出入以为常”。勤政爱民的他，执法如山，“决狱明恕，平反甚多”。凡淮地恶习，诸如匿名诬告，抢掠害命，伪造假钱，还有陋习奢侈办理婚丧等种种社会弊端，皆因这位新推官的较真劲儿，而以官府的名义加以严厉禁止。更兼不断清理刑狱，“以致狱常为空”。万历二十三年，为驱除外部倭寇的流窜侵扰，曹于汴积极配合漕抚李戴主持的加高夹城的工程，亲为夹城添设敌台4座，紧接着又为老城与新城也各自添设了4座。敌台亦称墩台、墙台、马面，为城墙向外凸出的墙体部分，用以三面防敌。推官曹公为淮地的治安日夜操劳，促进民风的根本扭转，也迎来社会的安定与祥和。
  （二）
  推官曹公治安有方，治河亦有功。
  在府城东侧，有一条开凿于宋代、流向东南海滨的涧河，疏纳城内积涝的同时，还给东南乡带来灌溉之利与舟楫之便。在曹于汴经历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倭寇继扰淮城，涧河疏于浚理。至万历三年（1575）部院终于发动开浚，着淮安府从四税银内年支200两，专作岁修费用，“以免凐塞，以垂永利”。
  不料万历十三年（1585）黄、淮并涨，五月十九日溢涌，长淮大堤末口上游7里处的范家口深夜大溃，决堤2—3里，城内水深7尺，东乡尽淹，所浚涧河复又凐塞成浅沟。曹于汴来淮的第二年，就赶上了重修涧河的浩大工程，并投身其中。这在万历二十二年知府马应龙所撰的《重修涧河碑记》里得到反映：漕抚李尚书采纳乡民建议，“批行监军（御史）道江，转委本府牒行，同知冯、推官曹、游击仆、都司任，会勘地势”，依原有河形逐一捞浚至面阔4丈、底阔2丈、深7尺。历两年完成，“前后皆营兵供役”。曹公在这期间悉心督理，始终不懈。在他提议下，沿河“各庄头栽柳三万余株，且年加查补”，“仍行山阳县佐贰官一员，专管岁修。每年秋月，勒限浚河”。
  万历二十七年，曹公离淮的第二年，在按定规岁修涧河后所立的《淮郡重浚涧河碑记》中，撰文者曾为南京礼科给事中的邑人朱维藩描述道：“群力毕工，逶迤百里之间，遂成汪洋四达之境”；“滨海一带，刍谷鱼盐之利，尾衔灌输于郡城之下，商贾牙侩，不招而集。橹声棹歌，旦夕相闻”。
  曹公还力促在城西兴文闸开一涵洞，引里运河之漕流经城中文渠与市河联络，进入涧河。《重浚记》亦赞道：“且复修兴文旧闸，以裕全河之源流，以达巽方之旺气，灵秀所毓，人文必昌。”
  （三）
  曹于汴对人文教化的关切与投入，尤其难能可贵。
  为使少不经事的青年人远离犯罪，长于理学的他请示院、道诸公，在郡城府学之东创建志道书院。于每月的朔、望两日，即初一、十五两日，召集诸生来书院讲习实践之学。知府刘大文也曾召集秀才们会课于此，风雨不辍。
  在他的周旋之下，还多方筹款修缮了安定、节孝、陆秀夫诸先生的祠堂。
  今人也许对初建于新城内、后移至老城东门大街的安定祠、及其所祀的胡瑗，不太了解，因为该祠早不存在，从淮安府志及山阳县志的《坛庙》细目里，只能查出祠名“安定”及所祀者“胡瑗”，其它语焉不详。现将其与淮安相关之事略述于下。胡瑗（993—1059）字翼之，出生于泰州，因世居陕西路的安定堡，世人称“安定先生”。他可是北宋早期杰出的教育家、开理学先河的思想家。
  安定先生在当时的楚州、苏州、湖州相继办学，逐渐摸索出“分斋教学法”，后被推崇为“苏湖教学”、“湖学”。南宋儒学教授吴莘所撰的《修淮安府儒学碑记》中，曾有“悉依湖学安定先生之旧”的陈述。北宋文豪欧阳修（1007—1072）为胡瑗所撰的墓志铭中，盛赞胡瑗“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言而信；为道，久而尊。”
  推官曹公，对安定先生更加敬仰的，是其开理学之先河的功绩。《辞源》是这样解释理学的：“指宋、明儒家的哲学思想”，对比“汉儒治经，侧重训诂制度”，“宋儒则附会经义而说天人性命，故曰理学”。该学说经胡瑗，稍后的周敦颐（1017—1073），再后的“二程”即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俩，直至再一百多年后的南宋朱熹（1130—1200），相继发扬光大，终于完成了以儒家为主、兼容佛道思想某些内容的一种思想体系。热衷理学的推官曹公，优先修缮安定祠是很自然的。
  淮安府处于南北交通枢纽位置，经济繁荣，人才荟萃，系江淮文化中心，对宋、明理学的传承与发扬亦得天独厚。据《宋史》及《淮安府志》记载，楚州山阳人、著名的“节孝处士”徐积（1028—1103），少年时代就曾“从胡翼之（胡瑗字翼之）学”，师生共处一室，老师眼见徐积穿着缀满补丁的冬衣，耳闻他平素吃豆类，喝清水，很是疼爱，“翼之馈以食”，徐积“弗受”，成了一段历史佳话。可巧，500年后的明代推官、热衷理学的曹于汴，接连修缮安定祠与节孝祠，可谓对这段佳话的再传续了！
  （四）
  为充分发挥安定祠的教化作用，曹于汴还亲撰《安定祠会约》。
  考虑到不致跟志道书院的聚会日期相碰撞，在《会约》的首个条目“会期贵有恒”下面，约定以每月初三、十七为会期，明示“辰而入，尽午而散”。古人把一昼夜分成12个时辰，依12地支分别命名，每个时辰恰好相当于现今两个小时，比如辰时就相当于现今7—9点钟。为强调“有恒”，主张克制方便人情的私心杂念：“夫有恒先于人情便焉”。紧接着阐明“是一月之会止得两日，一日之会止得三时，即以一月计之，仅仅六时（相当于现今12小时）相聚，聚亦稀矣。第（但）欲便人情，会可永永耳。”再从反面告诫不可有“旷会不赴、赴会不早、早来倏别”的缺席、迟到、早退现象。要求端正“聚既稀矣，肩任宜久”的学习态度。
  在“会仪贵致虔”的条目下，曹公列举了种种耗费时间、徒具形式的流行礼仪后，宣布“不必崇尚繁缛”，鲜明地表达了应好好珍惜仅“三时相遇”，莫“负此寸阴”的开明理念。
  在“会讲贵虚心”的条目下，曹公告诫“不可颠是倒非，获戾名教，恃己评人，致伤友谊”；坦言：学子身体力行先贤教诲，难免积聚一些疑惑，而在真师难遇的情况下，虚心穷究，深入质辩是必要的。这一来，相隔半月的再次聚会，彼此探问“改过如何？”“迁善如何？”可以促人进步。他恳切勉励学子们“谦尊而光，心虚能受”，并给他们打气：即使藩篱般的某种造诣，也能“剖破”，从而达到“人善即我善”的境界。
  在“会歌贵和平”的条目下，曹公推行活跃身心的特别程序：“初到会时歌四言诗一章，毕时歌七言诗一章，或诵书一章”，认为“一唱众和，泄泄陶陶”，有助于将“欲心平，躁心和，而善端日兴，德性日有养矣。”
  在接下来的 “会簿贵核实”及“会长”、“会副”等条目中，我们都能窥见到这位推官的若干独到见解，体会其良苦用心。限于篇幅，不再多赘。
  要强调的是，他将自己在安定祠讲学时与门生问答交流的内容，及时回忆梳理，书写进《共发篇》。
  （五）
  自曹于汴以推官之职署理府印以来，在院、道诸公的首肯下，“每讲学衡文之外，更设武会”, 名曰“鹰扬会”，以引导学子时常回顾“如鹰之奋扬”的周代太公望（民间称姜太公），激励他们立下大展雄才、报效国家的宏愿。还特意将会址选在漕院东侧的“汉韩侯祠”，以方便学子经常瞻仰韩信神像，激励他们涵养百战不殆之韬略。
  曹公敦请原参将周天禄为会长；发文告选拔府学牛贵大、蔡武举为武学教官。一时四方青年才俊争相入会。毕竟人数众多，基础有别，遂将重点演练弓马的有志武生分流到武成王庙（即太公望庙）。会期定为每月的初二、十六，跟志道书院的初一与十五、安定祠会的初三与十七，全部错开。
  前文提到的那位为《淮郡重浚涧河碑记》撰文的朱维藩，在《淮郡新建鹰扬会祀事碑记》中，凭自己对曹公的了解，披露了曹公创设鹰扬会的心迹：“犹谓武教之未明（显著），亦文治之未洽（周遍）也”；还记述了如下一个细节：每逢会期，“公（曹公）式（通‘轼’，立车上低头抚轼，以表敬意）临之，虽盛寒暑极（极度）冗（繁忙）不辍”。看来将各种聚会的日期错开，主要着眼于方便自己及同僚亲临每个现场，坐镇调研与激励。
  在曹公的关爱与倡导下，披甲戴盔之士、勇武之卒及良家之子，纷纷报名鹰扬会。他们或演习弓矢，或探究韬略，人人意气风发。尤其是韩侯祠聚会，与会者愉快地夹着册子，坚定地跨进大门，无论为师为友，各自以自己所见所习，相互就正，共同评定，求真务实风气非常浓厚。在“岛夷窜伏（兼指日本出兵朝鲜），骄虏跳梁（清兵崛起辽东）”、而“国家需材甚切，储材实难”之际，培养造就一批才智出众而又武艺超群的后备人才，曹公功不可没。
  曹公应内诏北上，地方官曾“虑群心之或涣，嘉会之不常也，乃醵金贸石，欲载其事于讲会之所，以垂永久”。鹰扬会果然健康地延续下去，仅聚会日期略有调整，每月逢九日于韩侯祠讨论兵书；原定的初二、十六不变，只是全部用来较量射技。由于规章制度严谨合理，会长教官训迪有法，更重要的是坚持曹公倡导的办会宗旨，故而“多士乐受教而趋会罔怠，互相磨砺，自为精进。虽大寒暑，未见少辍。愈久愈笃，成一嘉会矣。”
  曹于汴调离淮安府27年后的天启四年（1624），适逢甲子南闱，罗致于鹰扬会的才俊中竟有12人如愿获得选擢。时任知府的宋祖舜在《鹰扬会说》里有此记载。
  （六）
  曹于汴深知：修文与讲武，貌若两重，实质皆属文治。凡关乎社会教化之事曹公皆愿倾力相助。比如下乡期间，公差之余，他搜集、记录烈士、节妇、烈女的事迹；还就地物色社师，以助启迪蒙童。再如在他的提醒下，淮安府认真执行“乡饮酒礼”，其礼遇对象，除了由郡守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每年由所属各州县遴访年高有声望的士绅，详报督抚，也举行“乡饮酒礼” ……
  有一个曹于汴搜集并过问的典型案例，被收入《天启淮安府志?人物志》。该志书对一家母子的遭遇，以《孝友》、《贞烈》细目分类表述。说的是：嘉靖年间，19岁的谢氏嫁给孔椿，次年孔椿卒，谢氏生下遗腹子，名孔金；戚姻劝嫁，谢氏断发不从；大商杜言欲强娶，谢氏被逼投淮水死。孔金稍长大，边讨乞边走遍官府甚至京城告状，为母伸冤。几经周折，到了万历初，巡抚王宗沐、郡守张守约受理并查实此案；不料张公卒，大商以贿得脱。孔金“复号讼不休，被箠无完肤”，终不屈。漕抚中丞王宗沐清理旧牍，终将大商捉拿归案。可怜孔金“涕泣终身，贫老垂死”， 幸遇“推官曹于汴署郡，聘饮于乡”，以乡饮酒礼褒奖其孝行。对其母谢氏，“推官曹于汴立祠祀之，并作记”，褒扬其贞烈。
  《天启淮安府志?丛纪志》评述曹于汴：“所兴利，自农田水利、乡约保甲；所除弊，自公役、市棍、猾豪；劝善殛恶，称为神明。”实在恰如其分，一点不为过。
  曹公在淮六年多，经历了两次朝廷的外察，从操守、政务、才能、年限四方面受到考核，均评为优等。万历廿五年（1597）被征诏进京。“百姓顶香数万人泣送”，“泣留不得，肖像于节孝祠祀之”。
  《丛纪志》还记载了送别场面中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至清河舟前叩别，乞一言，公曰：‘久食淮上，言已尽矣。惟汝细民（平民），罔知（不知）礼法，但愿汝饿死勿为盗，亏死勿告状也。’”——曾是“理刑名”较真、“劝善殛恶”“神明”的推官，劝人“勿为盗”好理解，告诫“亏死勿告状”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在封建宗法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一言九鼎，各级官吏也往往出口即是法。遇上昏君、贪官，告状的平民再有理也是枉然，且成本太高。曹公虽为孔门母子昭雪与抚慰，毕竟偶然性极大。纵然他个人品质没问题，但根本无力改变这个封建秩序。如此忠告，实在是无奈状态下的肺腑之言，是对平民百姓的一种切切实实的爱护。

 
  曹于汴离开淮安，随行一只竹箱、一块头巾而已。回到家里，太夫人在堂上开箱，里面只“衣带一具（套），旧衣数领（件），书数部。”另有“俸钱一封出于袖，以奉母。”
  朝廷对曹于汴很是器重，授给刑科左右给事中，不久转吏科都给事中，再擢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右少卿等高位。曹于汴平生志行高洁，风节凛然，在朝廷更是力抉善类，为魏忠贤所斥；在其阉党干扰下，太常寺的诏委曾迟迟不能下达，候命年余的曹公一度因病告归。还有一次被其党羽诬告与东林党有瓜葛，又一度遭削职处分。崇祯元年（1628）三月，曹于汴被召回朝廷，受命参与对魏忠贤阉党的严格审查。举国上下，宫廷内外，一齐动手，几天功夫，261名罪犯全部落网。曹于汴功成身退，告老还乡。
  连同最初一次因丧母丁忧回家，曹公在职期间回故乡次数甚稀。从最初回乡起就深居简出，缅怀慈母之余，慷慨解囊在运城文庙隔壁的自家祠堂（今运城中学校址）也创办了一所书院，名曰“宏运书院”。以后每回到家乡，除了关注书院的发展，就是抓紧著述。最终完善了在淮编撰的《署淮兴革录》1部、《共发篇》4卷。整理成《仰节堂集》14卷，其中第11卷收进了与淮安有关的《志道书院约会》、《序安定祠会约》、《节孝祠会约序》、《鹰扬会约》等规章制度，第13卷收进了七律《谒韩侯庙》、《怀淮阴士民》等诗篇。还参与了《安邑县志》的纂修。均入《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崇祯七年（1634）正月，长于理学、推崇天人合一而经常打坐冥思的曹公，“正襟危坐”卒于家，享年77岁。朝廷赠太子太保，赐荫，遣使治祭葬。家乡人对曹公也是敬爱有加，他们在其故居的大门上挂了一块大匾，上书：“大德望曹”。
  《明史》，对曹于汴的评价为：“于汴笃志正学，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奖名教，有古大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