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境内的江淮方言文化以扬州方言为代表，也包含了通泰方言文化。
　　江南宁镇地区和苏北淮安、扬州地区原为古吴语区。因江南山青水秀，安定平静，故凡中原动乱，中原士族往往循运河一线而下，或滞居江淮，或南渡建康，使这一地区逐渐变成古代中原汉语区。宁扬地区历经战乱，人口迁移频繁，语言演变速度加快，使该地区成为江淮方言中最接近现代北方话的方言区。
　　南京方言，在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晋室南迁后，洛阳语音移至江东，经过二百多年交融，形成了源于洛阳晋音、而在江南得到发展的南朝正音——中古金陵音系。《切韵》一书即以此音系为标准之一，至唐代称之为“吴音”。隋唐时代，日本人所习汉话音起初即为此金陵音。南宋建炎年间，又有大批汴洛人士流寓建康，从而形成了新的源于中原汴洛宋音、在江南得以发展的近古金陵音系。
　　明代初年，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一以中原雅音为正”，此中原雅音即指当时的南京语音，或者说保留在江淮话之中、以南京音为代表的“中原旧音”，并以此成为明清官话的基础音系。
　　“官话”之名，于明代通行，或称官语、官音。“官话”一词，载入文献最早见于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四十一年(1483年)九月》：“头目葛贵见《直解小学》曰：反译甚好，而间有古语，不合时用，且不是官话，无人认听。”1483年，“官话”已见于域外文献，由此可推测明初已通行“官话”一词。
　　官话之“官”，在明代并不仅指“官场”、“官司”、“官吏”。“官”之初义为“馆舍”、“治众之所”，引中为“治众之人”，转为君主、尊长之敬称。南朝时引申为王族及士大夫年轻子弟之称；唐时唯有居官者方称“官人”；宋代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子皆可敬称为官人，奴婢称主人为官人，妇人称丈夫为官人，故“当时殆无不官人者矣”。宋元以后，江南商业经济蓬勃发展，市民社会形成，商贾于乡里多称“朝奉”、“员外”，普通百姓被称为“看官”、“客官” (至今江淮方言有些地区仍称顾客为“客官”)，“官”的称呼已经市民化。因此，明清通用语称之为“官话”，包含着市民社会的丰富文化内涵，官话的出现及通行与宋元以来江南商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官话不仅用于官场、官司(诉讼的双方大多是百姓)，不仅用于诵佛、吟诗，更广泛的是用于商贾贸易。宋代的话本、元代的戏曲、明代的小说、清代的评话(尤以扬州评话为代表)，这些与百姓忧乐与共的市民文艺，对官话的提炼、流行和传播起着政府不能起的巨大作用。因此，明代的官话与前代的雅言、通语、正音的性质完全不同，它不再局限于朝廷用语、公文辞章与文人吟诗作赋，而是有着广泛的市民社会基础、为社会各界所使用的通行语。
　　“官话”本义专指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话。金尼阁把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原文“地道的中国语”改为“纯粹的南京话”，证明南京话就是当时官话的标准音。
　　不仅明代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清代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的证据也相继发现。乾隆年间，山东莱阳客商白世云所雇货船飘至琉球，白为当地人学习汉语所编的《白氏官话》的语言即南京话。日本江户时代的中国沿称为“唐话”，有南京口、福州口、漳州口三种方言，尤以南京口具有更为广泛的通用性质。一般说来，“唐话”即指南京话。日本明治初期继承了江户时代的南京话教育，又称“支那南京音”，直至明治九年 (1876年)才确定把以往学习对象“南京语”改为“北京语”。以后，又以“北京官话”为代表性的称呼。单纯用“官话”指“北京官话”是日俄战争(1904年)前后的事。1878年至1882年，第一位受聘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汉语的中国学者戈鲲化 (1835—1882)，所教汉语即南京话。当时美国《每日图文》 (1879年11月3日)介绍：“官话是全中国普遍使用的官方语言，是中国文学的载体，也是贸易界使用的语言。”
　　由此可见，明清两代的中国通用语“官话”即南京话，不是指明清京邸所在地的北京话。明清官话以南京话为标准，以江淮方言为基础，除了历史、经济和政治的因素，还有着浓郁的市民文学背景。有人说：“宋元以来，……有影响较大的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这些白话文学作品都是用北方方言写成的”，将明清小说语言认定为北方方言，笼统而含混不清。准确的说法是，这些小说是用江淮官话写成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江苏兴化人。《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江苏淮安人。《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久寓南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幼居南京，南京话为其母语。据研究，《红楼梦》版本越早南京话成分越多，北京话成分系在北方传抄中改动所增。台湾那宗训《从押韵看曹雪芹的语音》发现该书中曲韵阳声韵的分押系统，合于南京、扬州方言，可以认为是曹氏母语的特色。刘丹青《红楼梦姨类称谓的类型与底层研究》认为书中姨类称谓的类型不反映北京话，而与南京话一致。署名“笑笑生”的《金瓶梅》，今人多从语言上考证，有山东方言说、徐州方言说、吴方言说等等，皆各执一端。该书最早刻于吴中，与传播此书有关的沈德符(浙江嘉兴人)、徐文贞(江苏松江人)、刘承禧(湖北麻城人)、袁宏道(湖北公安人，在吴地做官)、冯梦龙(江苏吴县人)多为江南及江淮官话区人。江淮地处豫鲁吴越之间，为南北语言交会之地。宋元之际，青徐流民迁徙此处，明初将苏州和杭嘉湖平原居民迁往江北，因此江淮方言中杂有北鲁南吴的俚语俗词。一些词语鲁、吴今已不用，但江淮方言依然沿用。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中列入《难解词语待问篇》中的“花靠”—词，在江淮方言中指“花样”、“花纹”。因此，《金瓶梅》一书虽然杂有原作者或修改者的方言土语，但总体上是用明末官话写成的，而不是—部北方方言小说。
　　京剧虽然最终在北京达到鼎盛，但并非北京土产，而是在徽、汉(湖北)两调合流的皮黄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继承了昆曲“中州韵”的传统。近代百戏之祖昆曲源于南曲，而南曲“韵宗《洪武》”。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为南戏所作《琼林雅韵》，与《洪武正韵》音系大致相同，其基础音系即明初南京话。所谓“中州韵”，并非近代河南音，而是保留宋元中原古音较多的江淮皖音、鄂音曲韵。由于北京籍的演员以京音唱之，因此现代京剧音韵成为一个混合音系。凡是京剧语音中与普通话声、韵不同的上口字，就是至今仍保留在京剧唱白中的来自鄂、皖、苏的方音字，可见江淮官话影响之大。
　　因此，明清官话是宋元以降江南商业经济蓬勃发展时，有着丰富的市民文化内涵，既运用于官场又为市民社会所使用的，以保留在江淮方言中的中原正音为基础的通行语。
　　20世纪以来，南京历经战乱，人口迁徙频繁，市区人口猛增。因迁入人口多来自北方，导致南京方言北方化。或者可以说，南京话是江淮方言中最接近北方话的方言。
　　江淮方言内部差异也很明显，苏东地区的方言，为江淮方言中历史层次较古老的方言。这就是指南至南通，北至大丰，西至泰州这一地域的通泰方言。
　　《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郧，即今泰州一带。吴国将卫侯拘留在此地，卫侯学会了“夷言”。可见通泰地区上古为夷越语言区。永嘉南渡，东晋在此地设置侨县，中原汉语覆盖通泰土语。由于隋代开凿大运河，宁扬地区在和平时期成为南北经济文化交往的枢纽，而战乱时期又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人口变动很大，致使这一地区方言发展较快，趋向于和中原汉语方言协调发展，从而在对吴闽语的包围圈中出现了一个缺口。比起宁扬方言来，通泰方言保存了更为古老的语言特点。由于该地区濒临黄海，每逢战事，通泰—带往往是传檄而定，人口相对稳定，因此语言变化也较慢。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为兴化人，书中有一些通泰方言词语。今以一百零八将绰号为例，选择几个解释如下：
　　病大虫薛永 病，比得上。东台方言“病哪个吃得快”。考其本字当为“并”，《广韵》：“并，比也；又比，并也，近也。”并则相近，并则可比。其余病关索、病尉迟同此。
　　小尉迟孙新 小，肖也，相仿之义。宋元语言中相似叫小样(即肖像)。人物肖像，亦写作小像。东台方言称照片为“小照儿”。“小”之相似之义，汉代即有之，如《小尔雅》乃仿《尔雅》而作。其余小李广、小霸王、小温侯、小旋风皆同此。
　　短命二郎阮小五 金圣叹批《水浒》以为阮氏三雄“盖太岁(阮小二)，生方也；阎罗(阮小七)，死王也；生死相续，中间又是短命(阮小五)，则安得不著书白娱，以消永日也”。以为短命为短寿早夭，大误。短、夺一声之转，短命即夺命。拦路行劫叫“短路”，即夺于路，东台方言夺人之物叫“短”。短命二郎即夺取人命的二郎神，与惹不起的太岁、掌生死簿的阎王都是凶神恶煞。
　　江淮方言连接南北，沟通古今，所处汉语历时发展层次约当于明代汉语阶段，不仅是研究明清小说、近古汉语的活材料，而且是研究汉语发展史的重要枢纽。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直接来源就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或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