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瑞芳奉组织命令，从香港乘海轮回到北平，先后参加了5月4日的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8月举行的全国文代会。7月21日，为准备参加文代会，张瑞芳领到了大会发给她的笔记本。拿到笔记本之后，刚好碰上周恩来副主席欢送出席第二次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和国际青年节的中国代表团。张瑞芳也没考虑周恩来当时多么忙，就拿出新领到的笔记本请周恩来给她写几个字。周恩来接过笔记本笑笑说：“你也学会这个啦！”一边说一边从胸前拔下钢笔，在张瑞芳的本子上写下：
　  　“为少找麻烦多做工作而养好身体努力！　瑞芳同志  周恩来　七·廿一”
　  　张瑞芳在得到周恩来的这宝贵题签后还先后请了廖承志等人题词，签名或画画。她一直把这个本子当作传家宝收藏。岂料“文革”风暴刮起后，抄家成风，张瑞芳也在劫难逃。她为了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麻烦，狠狠心将这只珍贵的小本子扔进了炉子化为灰烬。在投进炉膛前，她实在不忍心将周总理的题字投入炉膛，就悄悄将这一页纸撕下藏起来，“文革”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周恩来还为张瑞芳母亲题写了墓碑。
　  　张瑞芳有一位令人尊敬的母亲——廉维。她年轻丧夫，独自抚养4个子女成才成人。张瑞芳父亲北伐时期自戕于徐州前线，蒋介石亲授“精神不死”勋旗，拨付优厚的抚恤金。廉维同志深明大义，把钱用来教育子女，并且从倾向革命到投身革命。年过半百后她还能抛弃舒适的家奔向艰苦的革命圣地延安。她曾被敌人抓住打得右目失明也毫不动摇革命意志，是一位立场十分坚定的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的老妈妈。新中国成立后，廉维同志在商业部工作。
　　  1960年7月22日，廉维同志因操劳过度，患脑溢血辞世。张瑞芳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母亲葬礼。当时，他们兄妹怕周总理太忙，就没将丧事告诉他。谁知安葬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碰上参加廉维同志葬礼的姚依林同志后得知了消息，特意从西花厅打电话给张瑞芳，责怪她不该瞒着她母亲的丧讯。这样，他们兄妹认为总理既然这么关心，就请他老人家为母亲题个碑名吧。于是，兄妹四人商定由张瑞芳给周总理写一封信表达他们请总理题碑的愿望。
　  　张瑞芳在回上海前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报告了她母亲对革命的无限忠诚等之后，张瑞芳写道：“现有一事想请求您，我们想请您为她的墓碑题几个字：‘廉维同志之墓’。她生前得到您许多关怀和教益，您的题字定会使她得到安慰于地下。如蒙允诺，我们衷心感谢。请您题字时不要署名。请写后交给张楠和王柘均可。”
　  　王柘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张楠是张瑞芳的姐姐、王柘的妻子。
　  　张瑞芳的信是1960年7月26日写的，仅仅几天之后，周恩来就写好了好几幅“廉维同志之墓”的题字，并通知王柘到西花厅去取。这就是现在竖立在北京八宝山珍字18号的“廉维同志之墓”。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张瑞芳因光荣地当选中共十一大代表而赴京与会。她在周恩来逝世后第一次见到邓颖超同志时，邓颖超同志还十分关切地问张瑞芳：“你娘的墓还在吧？”当得到张瑞芳肯定的回答后，邓颖超又说：“哦，那是因为在八宝山，并且恩来没有署名。维世母亲任锐同志的墓，因为恩来署了名，并且葬在永安公墓就被砸掉了。”
　  　张瑞芳听了，心底万分震惊：“文革”中周总理不仅处境维艰，而且“四人帮”矛头直指为国为民的周恩来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