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今年七十七岁了，在我这几十年的成长时间内，听到我们淮安人评价伟人周恩来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周恩来做官绝对是一位好官、清官，但他就是没有为他的家乡淮安做任何实事。”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人不了解周恩来的误解。1965年7月5日，周恩来出访埃及回到新疆石河子看望内地支边青年时巧遇我们淮安钦工镇建华村的姑娘李正兰。他深情地对李正兰说：“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周恩来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怎么会不爱他的家乡故土，不为故乡亲人办实事呢？对自己家乡淮安，最典型的两件事就是由于周恩来的关心，开挖了衡河和苏北灌溉总渠。这两条河的挖成告竣都很好地造福我们淮安的百万人民。这完全是周恩来的功德。
  抗战一胜利，争来资金挖衡河
  还是从明代起，由于黄河一再夺淮，地处淮河下游一带的淮河河床（亦即废黄河，也有人称淮河故道，淤黄河、黄河影等等）被滚滚黄河水带来的大量泥沙淤填，不住升高，迫使“治淮”、“导淮”的官吏们不得不一再申奏朝廷或中央政府，以不断加高、加固淮河的大堤来确保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是每遇大涝、大汛的夏季，总有河水冲垮堤岸、酿成特大水灾的局面。当时民谣就有“倒了高家堰（今洪泽区治所在地），淮（安）扬（州）二府不见面；倒了汤程工（今淮安市开发区南马厂乡西北侧的一段废黄河大堤），钦工马厂影无踪”。
  为了较好地排涝，明代中期，淮安府和山阳县就在今淮安区开挖了一条渔滨河。这条河从淮安城西北的五汊河起，流向东北，经今河下、徐杨、南马厂到席桥，然后折了一个90度的大弯向东和东南经顺河、复兴、博里、流均入荡。这条河不仅排涝，也兼航运和抗旱的作用。因为如果抗旱需要，就将下游某段河道填土拦实，就可使河床水位升高而利用。
  日本侵略我国的时候，由于天灾人祸，河道疏于治理，淮安北乡便水患连年，常常造成当地颗粒无收，饥民成群。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由于周恩来争取到了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官员来我们边区勘灾。当那些大鼻子、蓝眼睛的联合国官员们见到因水灾造成的墙倒屋塌的淮安北乡惨状时，他们的心灵震撼了，便同意援助一部分“洋干面”给淮安县人民政府，由县政府组织灾民，以工代赈，在淮北乡挖一条河以排水防涝。
  这条河经专家勘察，南起席桥渔滨河折弯向东处（今席桥镇政府所在地），向北经钦工、茭陵到苏嘴入咸汊河（今流入入海道）。笔者的家在席桥，当时也是重灾区。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因为全家人没饭吃，我父亲秦步阳也去挑衡河，每挑一立方土的河工可以给一斤八两洋干面。因为当时我们国家还很落后，干面都是用石磨磨出来的，而西方国家当时已较发达，他们是用机器磨出来的面粉，然后运来中国，所以我们中国人就称它为“洋干面”。
  挑河工虽然是重体力劳动，但我父亲舍不得将他挣来的洋干面全部吃光，每天总要省下一点面粉或一碗洋干面粥，让我和我二哥秦九林到工地上去拿回家充饥。尽管当时我只有四周岁多点，但是吃洋干面粥那种美滋滋的感觉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河挖成后，人们便酝酿给它取个名字。这时，许多人向淮安县人民政府进言：这条河是淮安的共产党人周恩来争取来的、县长也是我们共产党人赵秉衡，是赵县长带领我们淮安老百姓挖成的，所以，我们应该以当时的淮安县民主政府县长赵秉衡的名字命名为“衡河”。后来，县政府采纳了民众意见。“衡河”就是这么来的。
  年深日久之后，衡河河床淤塞严重，排水不畅。至“文革”后期的1975年，淮安县革委“挤出”一部分资金，疏竣了衡河从钦工的五里庄以下的这一段，当时叫渔衡河工程（实际施工的并没有渔滨河的河段）。1977年县委又争取到省治淮工程团一千多万资金，兴建了茭陵抽水站和疏竣、新开了茭陵抽水站引河。这条河基本是沿着原渔衡河的走向，即从五汊河到席桥是原渔滨河河床，席桥以下是原衡河河床。因为当时刚开过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不久，所以取名为“大寨河”。从此，衡河在茭陵以上段便从淮安地图上消失了。笔者是渔衡河和茭陵抽水站引河这两项水利工程的亲历者和参加者，因此能记得清也说得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寨河”仍恢复为茭陵抽水站引河。
  淮安知道衡河的人很多，但是知道衡河与伟人周恩来有关的人是不多的。
  新中国一建立，力主家乡挖总渠 
  1949年和1950年，夏季淮河都是发大水。尤其是1950年的大水，皖北区党委和苏北区（当时安徽、江苏都还未建省）党委都向中央和华东局拍发了灾情报告。报告说，这场大水淹没了七千多万亩庄稼地，受灾人口达两千多万，两区共有六百多万人逃离家园。特别是毛泽东在看到报告上“不少是全村沉没”、“大水下来之后，人蛇争树，毒蛇咬人又致人落水”等悲惨状况时，难过得落了泪。他当即挥毫将此件批给周恩来，并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个大字，要周恩来抓紧制定治淮计划和落实治淮措施。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亲自指导和参与下，水利部专题召开治淮会议。周恩来根据淮河流域的古往今昔，亲自制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总方针。
  在一次讨论治淮方案的会议上，国务院有的领导对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有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国家刚从废墟上建起来，百废待举；朝鲜战争又打起来了，也要花大笔经费，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挖这样一条大河。周恩来当即板起面孔说：“苏北人民在两次战争（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了那么多烈士。为了支援革命，他们还出了那么多民工。民工们用小车推着粮草，跟在我们部队后边，让我们打赢了淮海战役。他们又用小车把我们推过长江，一直‘推’到上海南京路。现在革命胜利了，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支援他们吗？”就这样，他用事实和真情说服了那些不愿花钱治淮的同志，坚持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
  1951年，周恩来的八婶母杨氏偕孙子周尔辉赴京见到了她多年想念的侄儿周恩来。其实，周恩来也在想念着这位对他有过养育之恩的婶娘。周恩来关切地问：“八婶，家乡人现在生活好吗？”
  “比原来好多了。”八婶回答他。
  “北乡人也能吃到大米饭吗？”
  “现在还不能。”
  听到婶娘的回答后，周恩来高兴地说：“八婶，家乡还要挖一条大河哪，从洪泽湖一直挖到海，到那时就更好了。我们淮安北乡人也就能长水稻吃大米了。”
  周恩来说要开挖的这条大河就是现在的苏北灌溉总渠。它西起洪泽湖边的高良涧，东到黄海边的扁担港，全长168公里。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调动下，苏皖豫三省（区）共出动了130多万民工，用铁锹挖土，用石硪打夯，仅用83个晴天就全部挖成告竣，创造了人间奇迹。被当时前来参观的一些国际友人赞誉为“中国人的手真是铁打的！”
  淮河，这条为害千百年的“害河”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服了。如今，水到淮安后，已经是“东西南北任调遣”的一番景象。周恩来的“蓄泄兼筹”的治淮方略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淮安区，已由当年南乡只能长一季小麦，秋天的水稻要看老天的“脸色”才能确定有无收成而变成现在的旱涝保收了；北乡则由原来只能长些低产的旱谷作物变成如今的水旱轮作，年年高产无忧的景象。这就是苏北灌溉总渠带给淮安的巨大作用。当然，治淮的巨大成果是惠及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但也是周恩来关心家乡、为故乡人民办的一件最最具体的实事。笔者清楚地记得，就在苏北灌溉总渠开挖的同时，淮安来了四位高个子、大鼻子的苏联专家。专家们帮助设计建造了淮安运东分水闸、运南节制闸和运南水产养殖场等一系列现代化的水利工程和科学化的经济企业，使昔日名气不大的淮安成为苏北排洪、抗旱、航运和灌溉的枢纽、一个管水的中心。试想，一个穷乡僻壤的苏北小县，何以一下能来四位苏联援华专家？如果不是周恩来，当时又有谁能派动苏联专家呢？这是当时周恩来关心家乡的又一个举措。所以，每当我站在衡河和苏北灌溉总渠的岸边，看到和听到那哗哗东流的河水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是为周恩来唱的关心家乡、热爱故乡人民的乡情歌、爱民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