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文革”期间，张春桥是被毛泽东看好的一个。据说，“九大”召开之前，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就已查清查实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但是，毛泽东仍对他网开一面，保留下他的出席资格。他是“四人帮”的主要成员，也是“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十年“文革”期间，张春桥的罪行很重，但他很狡猾，后来在特别法庭调查审判他时，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极力掩盖自己的罪恶，遭到国人的唾弃！
  笔者不想全面写他，但“文革”中他几次拙劣的表演可见他的德行和人格。
  建议提拔邓颖超
  “文革”到1974年已历8年，全国人民经无原则的斗来斗去和林彪的“九·一三”事件以及“四人帮”的干扰折腾，均已感到疲惫不堪。所以，当一次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谈国事完毕后，周恩来询问毛泽东：“主席还有什么话让我带给政治局的同志们吗？”毛泽东悽然地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这说明，经过八年的折腾，毛泽东在精力和体力上都已经很累了，而且经他挑三拣四地选出的“接班人”一个又一个都不能使他满意，最后不得不把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权力仍旧交给已重病缠身的周恩来。
  为了让全国局面稳定，修改当时宪法上那些荒唐的条款，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召开四届人大，而且把组阁的大权依旧交给周恩来。由周恩来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商量人事安排意见，最后交由毛泽东拍板。
  这时的周恩来已经病体沉疴。但是，毛泽东既然把组阁的重任交给他，他是决不会、也是决不能推辞的。如果推辞，“四人帮”们则求之不得。因为江青一得到四届人大将要召开的消息后，就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九大’之后，我基本上是闲人……”其急于要权的心理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就在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张春桥在会上突然提议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与会人员一听，都很吃惊，有的人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会场上只有一个人很淡定，那就是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用他那犀利的目光看任何人。然而会场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既无人对张春桥的提议附议；另外，包括江青在内，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举手说反对。于是，此一提议作为一个人事安排建议被定了下来。
  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对笔者说，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组阁情况时，组织性极强的总理肯定向主席报告了张春桥提议邓颖超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事。因为周恩来逝世后，他们在清理周恩来文书档案时发现了一份总理在长沙期间主席亲笔写的一封信，大意是：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职务，并且签了名。但是，周恩来虽从长沙带回了这份“最高指示”，他却在回京后只字未提，将这件事隐了过去。这对于处事缜密的周恩来来说，他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直到1979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三次常委会时，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下一届全代会时予以追认。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这件事，或许可以认为张春桥这个人还是比较可以的，毕竟他想到了德才兼备的邓颖超。其实这是他的一个心计。他是在长期整人的实践中感觉到周恩来力量太大了。他张春桥如果想在政治权力上往前再迈进一步，没有周恩来的支持已不易做到。另外他也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这位巨人是永远离不开周恩来的，即便在他亲自下令批判周恩来之后也依然如此。而且，上年（1973）底至今年初，他们又都严厉地批判了周恩来，现在刚好利用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这样一个机会来表演他的心胸坦荡、客观公正的形象，以求得周恩来在毛泽东那里为他说好话。
  当场篡改周恩来的话
  这事发生在1975年，大概是8、9月间的事。当时周恩来病势已经很沉。一天，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叶剑英、李先念等几位领导人一齐来到解放军305医院周恩来病榻前看望周恩来。他们既谈国事，也谈周恩来的病情。这时，周恩来头脑十分清醒，他担心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深知我们国家在毛泽东和他自己百年之后，离不开小平同志。因此，在谈国事时，周恩来对坐在他面前的张春桥和王洪文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工作。”意思是要他们支持刚刚复出不久的小平同志的工作。
  然而，小平同志右耳有点背，没有听清病重的周恩来说出的声音比较低的话。告别周恩来退到周恩来的病房门口时，小平同志又不放心地轻声问张春桥：“刚才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眼珠子一转回答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
  张春桥真不愧是“四人帮”中的“智多星”和“狗头军师”，他的脚还没迈出周恩来的病房，就敢把周恩来的原话改了。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这是周恩来的贴身卫士、后来曾任邓颖超的警卫秘书、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将军讲述的，那天刚好他在周恩来的病房值班。
  “深情”拥抱邓颖超
  1976年元月8日周恩来辞世后，“四人帮”们欣喜若狂，因为他们攫取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没有了。周恩来的遗体于当天从北海边的305医院移至北京医院理发整容后接受党中央领导的告别。1月10日，当中央领导人依次从周恩来遗体旁经过时，九十高龄的朱德向周恩来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眼眶里蓄满泪花。当江青走到周恩来遗体旁时，只象征性地欠了欠身子，连帽子也未脱，不光在电视机前的观众高喊：“江青脱帽！江青脱帽！”在现场的朱老总也生气地提醒她：“江青，你把帽子摘下来。”江青听到了还辩解说：“我正在感冒。”“你感冒就不要来嘛！”朱老总并没有停止对江青的批评。
  轮到张春桥上场了，他鞠完躬之后，竟张开双臂，突然“深情”地去拥抱正在守灵的邓颖超。邓颖超后来说，恩来的去世使我沉浸在无比巨大的悲痛之中。张春桥突然上来拥抱我，让我当时也不好拒绝他。
  那么，张春桥为何在全国人民都无比悲痛的时候要拥抱邓颖超呢？早在陈伯达下台、林彪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嘴啃泥”之后，张春桥就已经从中央的第七号位置上升到第五号。康生和周恩来的去世又使他从第五号上升至第三号。排在他前边仅剩毛泽东和王洪文。王洪文有多大能力他比谁都清楚；而四届人大上刚刚安排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又因对“文革”的认知上与毛泽东的期待甚远将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接下来，无论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是国务院总理这两个位子都有可能给他一个。所以，他当众拥抱邓颖超是在告诉全国人民，他张春桥已经是“千年的媳妇熬成婆”了，就算党中央副主席不给他，但国务院总理已经是非他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副总理莫属了。所以，他拥抱邓颖超，并非哀悼周恩来、安慰邓颖超，而是他得意忘形的具体表现。然而，后来的情况发展是，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张春桥只能恨得牙痒痒的写下“又是一个一号文件……”这就是狗头军师张春桥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的拙劣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