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搢，字籍五、号山夫，河下人，经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康熙三十七年（1698）出生于淮安一书香门第世家。祖父名吴会，贡生出身，学问很深，同乡人尊称他为“真士先生”；父亲吴宁谧，举人出身，长期在安徽广德州担任学正，母亲则是翰林院检讨张鸿烈之女。
  吴玉搢的父亲吴宁谧好“礼、经、乐府、谙训诂学”，“藏书甚多”，身边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终日以研究学问为乐的朋友。有这样深厚的家学渊源，吴玉搢自八九岁起就喜欢辨识古字，嗜好金石学。所谓金石学就是对古代刻在金属或石碑上的文字进行考证、辨识、研究的学问，通过破解这些古文字奥秘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在吴玉搢十多岁时，他的朋友张芝桥从济州拓了几首汉朝石碑上的诗送给他，他“嗜此废寝食”。待年岁稍长后，吴玉搢博览群书，对经学考证有了浓厚的兴趣，他“凡六书原委者，字栉音译，审其同异，订其讹谬”。据载，他曾在一个深秋季节，路过苏州，有人告诉他书店里有经学考证大师顾炎武的《亭林全集》卖，他立即前往，倾其囊中所有购买了这套书，可因此没了回家的盘缠。于是他不住旅店，晚上就“以片席蔽体”，一路上蹭吃蹭喝蹭行，饱尝风霜却“不知其苦也”。书到家后，每天一有时间就读，越读越觉得里面奇妙无穷，只是叹息自己“心知其妙，特未能尽耳”。
  所有爱好金石考究的人心中都有一个梦，那就是能如顾炎武一样走遍天下，广为搜罗残碑遗存进行拓片研究，而吴玉搢当时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采取了两种补救措施来完成自己对金石素材的积累：一是遍访亲朋故交，只要别人家有金石之文，他或做拓片或借过来自己动手抄，达到“目之所遇亦无遗弃”。二是他每年都会宴请陕西卖字帖的人吃饭，拜请他们帮自己搜集当地金石文字。如果这些人带来新出土的石碑或带字的金属器皿，吴玉搢会很高兴，哪怕是只有几个古字的残碑，吴玉搢也会毫不犹豫的把它买下来，为此典当自己的衣服，降低自己伙食标准也在所不惜。
  由于在金石和经学考证方面花了太多时间，吴玉搢的举业并不顺利，21岁时他回淮参加考试，考上了秀才并得以在淮安府学继续读书深造。可秀才也就成为他最高“学历”了，以后几次到南京参加乡试，皆未考中，这意味着他暂时无法复制他父亲那样考个举人然后再谋个学官的人生道路了。吴玉搢26岁时父亲去世，他“扶柩归葬”，为了生存，他选择了那个时代秀才们最常干的活——当教师，他常年辗转于海州、济宁等地教书。然而对吴玉搢而言，教书只是一种谋生手段，参加乡试也只是随大流应付当时主流的价值观，父亲在时尚能勉强以举业为重，父亲去世后，举业就只是应景而已，他真正的兴趣始终在学问的研究上，中年以后他干脆放弃了考举人，完全醉心于经学、金石考证中去了。
  经过二十多年的积淀，四十一岁的吴玉搢厚积薄发赢来了自己爆发期，在接下来的“黄金十年”里，他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奠定了他在经学考据、金石、方志领域大家的历史地位。
  吴玉搢是继阎若璩之后淮安又一经学考据大家。他考据的特点就是通过对古文字的研究来考证经传，“合同异之迹，析流传之变，形声既明，训诂斯定，考证经传，指摘论谬”。他的《说文引经考》“最为世所重”，是吴玉搢在考据学方面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作品，此外还有《六书述部叙考证》《六书引经考》《别雅》等。其中《别雅》被收入《四库全书》，后人段朝端称赞该书是“固小学之资粮，艺术之津筏，非俗儒剽窃之书所能仿佛也”。吴玉搢在这期间还“合同异之迹，析流传之变”，写成了《金石存》等多种金石训诂文章，为当时国内知名金石学家所称叹。
  吴玉搢另一重要贡献是“精详志楚州”。乾隆十一年（1746）吴玉搢参与编纂《山阳县志》，并把该志中未收入的内容编成一本《山阳志遗》。这本充满吴玉搢个人色彩的书中有两点与河下密切相关：一是这本书中首次出现了“河下”这个称谓，“河下为淮安府城外第一大镇”，而“河下”二字起源于何时已无法考证，今存淮安地方史志中，吴玉搢在《山阳志遗》中所录为已知最早记载。二是吴玉搢在古代学者中第一个明确指出《西游记》作者是河下人吴承恩。自《西游记》问世以来的数百年间，由于它的广泛影响力，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西游记》作者究竟是谁？这就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早在清初，就有人对《西游记》上署名“邱处机”表示过怀疑，但一直没有确切定论。吴玉搢在他的《山阳志遗》中说：“天启旧志列先生（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
  吴玉搢在经学研究上的成就，还为他赢得了一个“岁贡”名额。乾隆十三年（1748），吴玉搢踏上了北上求学之路，途中他拜谒了孔庙，登上了泰山，一路行，一路拓碑。到北京后，吴玉搢博学的名声很快传播开来，扬州东关街的马曰瑁、马曰璐兄弟在金石研究上颇有名气，恰巧当时也在北京，他们将各种金石上古怪生僻字弄成一帖，有朋友来了，就出示这个帖子让朋友猜字，当时号称学问渊博的人往往也只能认识其中极少的字，而吴玉搢见到这个帖子后，一一解释每个字的含义和出处，马氏兄弟对吴玉搢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见人就赞道：“吴先生，神人也！”当时金石考据专家翁覃溪、朱竹君也争相拿出自己的著作向他请教，世人如有奇文残字不能辨识的，皆接踵登门求教吴玉搢，吴玉搢都一一耐心解答。
  乾隆二十年（1755），吴玉搢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少年时就萌发的“踏遍大江南北、塞外边疆，广为搜罗”梦想，他不顾年老体弱，孤身进行全国考察。《山阳县志》里用这样唯美的文字记叙了他这次行程：

 
  匹马走塞上，登居庸关，考山川阻夷，就戍卒野老，询古战争胜败处，徘徊丛莽落日中，至竟日不得食，搜其碑刻而还。

  在他友人对他戏谑中还可以得知这次考察中更多细节，如他是在年末时节骑着驴离开淮安的；他到达卢沟桥时，天上正飘着鹅毛大雪；旅途虽艰辛却不乏泡温泉的快乐（友人戏称之为“软温今属老头皮”）。
吴玉搢晚年因为“岁贡生”身份得到朝廷分配的一份正式工作，那就是去凤阳做个学官，虽收入不高，但足以维持生计，且难得清闲，一干就是十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吴玉搢因病回到淮安休养，两年后去世，享年七十六岁。清代著名学者秦蕙田获悉吴玉搢去世消息后叹曰：“吾于海内见二奇士，其一谓山夫（吴玉搢）也。”
  吴玉搢在考古、金石、古文字学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乾隆帝召集海内学者编撰《四库全书》时，很多人推荐他，可惜当征召令下来的时候，吴玉搢已经去世。然而在“科举为王”的年代，即使像吴玉搢这样的学富五车的大家，只要不能考中举人进士，都不被认为是“正途”，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古文的诠释、整理、考证中度过的，离现实很远，因而他一生拮据，大部分著作生前均未能刊刻，多散落在民间，殊为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