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大营附近柳条湖地区的一段铁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淮安城内贴出“东北已失了，中国将亡了”的大幅标语，揭开了淮安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序幕。
  一、淮中学生的抗日救亡宣传
  1931年10月，淮安县中十几名学生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在革命进步书报的启发下，自筹资金买书，成立“鲁迅读书会”。12月22日，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学生组织“义勇军宣传队”和“抗日救国会”，举行罢课，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土；要求国民党淮安县政府保障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学生驱逐干涉救亡运动的该校校长及训育主任；“抗日救国会”又利用新年假期在该校礼堂演出新剧，将所得款项全部捐助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2年1月，杨述在学校放寒假期间从南京回到淮安，以淮中学生“鲁迅读书会”为基础，成立“古堡烽火社”，成员多达三四十人。发表《古堡烽火社成立宣言》，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唤醒知识青年和农工群众到抗日前线去战斗。7月，淮中学生和省九中学生吉乐山、贾瑞云等经共产党员陈开科介绍参加“反帝大同盟”，利用《民众四日刊》、《抗日旬刊》等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5年12月，淮安县中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成立“学生报国会”。许邦仪等骨干学生组建“寒假抗日宣传队”，创办油印刊物《月下》，在城区和郊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举行游行活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7年10月，淮安县中学生许邦仪、俞臻、何维基等同学先后办起《回声》、《火街》墙报，王光滨、郝渠、罗清渠、吴锡昌等成立“燎原社”，并创办《燎原》周刊，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1月，淮安县中和省九中的学生许邦仪、尹楚升、陈冰（尹莹升）、俞臻等人，为把抗日宣传活动长久的坚持下去，发起成立“淮安群众看报室”。通过看报室成员捐献和向社会募捐的方法解决经费、报刊、书籍等问题。看报室陈列抗日进步书报刊物十余种，供广大民众阅读；利用民众教育馆对面的大影壁编写出版墙报，刊登重要新闻简介、转载战地通讯及诗歌、短评等；创办《群众七日刊》，每期500份，分发到淮安、淮阴、涟水、灌云、泗阳等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县中学生成立歌咏队，分成三个小组深入城乡，教唱革命歌曲，或演街头剧。晚上在戏院演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话剧。1938年8月，淮安北乡一些大、中、小学生40余人在横沟寺成立“读书会”，在会长张玉琢的组织下，阅读进步书刊，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
  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淮安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加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
  二、新安旅行团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
  1933年10月，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以7名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到上海、镇江等地通过参观工厂、访问“棚户区”、考察租界、凭吊一•二八战场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教育。组织学生采取卖报纸、讲演等方法，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期40天的抗日救亡宣传，震动了江苏、上海教育界，成为当时上海中外报纸的重要新闻。陶行知先生赞扬新安儿童旅行团：“一群小光棍，数数是七根，小的是十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孩子小，创出新时代”。
  1935年8月，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在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的号召下，发起筹办新安旅行团的倡议，提出以实践生活教育、修学旅行的形式，宣传孙中山先生遗教，唤醒民众、共赴国难、抗日救亡。在陶行知先生和中共上海左翼教师联合支部的支持下，组织新安小学14名学生成立新安旅行团，发表《宣言》和《告全国小朋友书》，并举行宣誓仪式。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在校长兼顾问汪达之的带领下，从淮安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历时十余载，跨越十数省，行程数万里，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灌注于广大民众之中，把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公布于世，把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揭露于天下，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非凡的业绩。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赞扬。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给“新旅”亲笔回信：“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三、淮安民众组建抗日救亡团体
  1936年冬，早期共产党员赵心权组织青年进步知识分子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在淮安北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卢沟桥事变”后，又联络贫苦农民和爱国仁人志士加入“民众动员委员会”，扩大抗日宣传的力量，号召民众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斗争。1937年7月中旬，共产党员葛葆桢和淮安县中教师任通甫以国民党淮安县“抗敌后援会”宣传部成员的身份，征集许多抗日题材的照片、木刻、图画，在民众教育馆举办展览活动。7月下旬，共产党员、上海国光中学学生丁灿成（丁九）暑假回淮，带回在上海创办的抗日救亡刊物《轻骑队》分送给同学和朋友，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联络一些学生和社会青年，筹备成立抗日
  青年组织，经过与国民党淮安县政府交涉，在县抗敌后援会设立一个青年股，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0月，共产党员杨述回淮，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介绍牛作先、韩席儒、何文鑫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何毓章等20多名社会青年知识分子成立“流亡团”。后又成立“青年抗日团”（又称抗战剧团），在城乡进行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演讲、演戏活动。1938年夏，曹甸青年抗盟小组创办《每日新闻》油印小报，日销售100多份，深受当地群众欢迎。1939年上半年，“中华民族先锋队”队员陆海川，以国民党淮安县民众自卫队总队部政训处处员的身份，与淮安县中的学生创办《淮安县曹甸文化服务社》（亦叫马塘书店），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籍。
  四、淮安抗日同盟会成立
  1938年2月，苏北抗日同盟会成立，赵心权、吉乐山等被选为理事。3月，赵心权、何毓章、吉乐山、丁澄等人，在淮城小鱼市口东何维渠（韦举）家召开50多名代表会议，宣布淮安抗日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告淮安抗日同胞书》和《淮安抗日同盟会章程》。会上成立淮安抗日同盟会理事会，选举赵心权为理事长，何毓章为副理事长，丁伟成、丁澄、何维渠、李荣、张雪涛为常务理事，吉乐山、赵秉杰、朱祥（亦有朱祥和之说）等人为理事。何维渠任组织部长、吉乐山任宣传部长、丁伟成任总务部长。
  淮安抗日抗盟会成立后，在城内支持和组织学生、社会青年成立抗日救亡团体，通过宣传、演讲、教唱抗日歌曲、演出街头活报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农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展进步青年加入抗盟组织，争取利用谢荡、水晶、徐杨庄、周崔等地小刀会开展抗日斗争。到1938年夏，淮安北乡和南乡的车桥、曹甸一带要求参加抗盟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多，淮安抗日同盟会成员发展到300余人，在淮城、城郊、钦工、宋集、席桥、谢荡、周崔、包陆、大桥、茭陵、车桥等地分别成立同盟支会或小组。淮安抗盟为了提高成员的组织和活动能力，先后选派颜景詹、陈灼山、吴乐群、赵秉杰、赵秉应等人到涟水金城庵苏北抗日同盟会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学习。
  1938年10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主席韩德勤，宣布抗日同盟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下令逮捕抗日同盟会骨干成员。11月，赵心权、吴乐群、吉乐山在茭陵镇召开万人（实约3000人）抗日大会，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抗日自卫保家乡。这次大会，是淮安抗战前夕仅有的一次抗日盛会，把淮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对后来淮安抗日斗争的开展产生重要影响。
  之后，淮安抗日同盟会根据苏北抗日同盟会研究的意见，将同盟会成员的活动转入地下。
  五、民众自发组织“小刀会”
  淮安沦陷后，日军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韩德勤偏隅南乡欺压鱼肉百姓；地方土豪劣绅趁火打劫、盘剥敲榨；土匪横行霸道，无所不为。淮安农民为保家自卫，自发的以小刀会的形式组织起来，与日伪顽匪恶势力进行斗争。
  小刀会一般以村庄或保为单位，以宗教或迷信的方法聚集而成，设“堂口”，负责人叫“堂主”亦叫“会长”。小刀会是农民联防自卫组织，容易被农民接受，在淮安各地发展较快，成为淮安农村一支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
  1940年2月5日，日伪军下乡“扫荡”，在盐河乡遭到小刀会的顽强抵抗。2月11日，日伪军“扫荡”杨大庄时，遇到小刀会设在庄口岗哨的拦阻，刀会哨兵抡起大刀将一名日本军官砍倒在地。日军将刀会哨兵刺死，冲进村庄见人就杀，见屋就烧，杨大庄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日军的暴行，激怒了小刀会众，周边的小刀会吹着牛角号在四乡游行，声言要为遇难的会友和杨大庄的父老乡亲报仇。2月22日下午，淮城日伪军携带重炮、轻重机枪、掷弹筒，杀气腾腾向驻在黄土桥附近的小刀会杀来。当日伪军接近黄土桥时，小刀会哨兵吹响了牛角哨，各村庄的会众蜂涌向日军杀来。小刀会众毫不畏惧，个个奋勇当先，与日军展开了肉博战。双方拼杀了1个多小时，由于城里日伪军赶来增援，小刀会被迫撤退。小刀会在这次战斗中虽然伤亡惨重，但抗击日军的英勇壮举，对鼓舞淮安人民的抗日热情产生重要影响。
  1940年3月，谢荡小刀会以党支部书记孙志安为“堂主”、党员李明东为“会长”，提出“打土匪、抗顽敌，保家乡”口号，会众发展到70多人。4月，淮安县工委以谢荡小刀会为基础，组建“淮安大队”，
  淮安民众抗日救亡斗争，是淮安人民反抗侵略者斗争的一个缩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不屈、勇于奉献精神的具体体现。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有数万民众投入抗战的洪流，才能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强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今天发扬这种精神，对于淮安人民共圆“中国梦”，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