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培虎门殉难后，官府快马来到淮安府山阳县关家，通知其母吴太夫人。这时的关母首先想起的是儿子关天培三四十天前派士兵送回的木匣子。
  关母让侍童将木匣拿来，打开，木匣里面放的仅是关天培掉落的几枚牙齿、一绺头发和几件军服。原来，那时关天培已经料到战争的结局，准备决一死战，以身报国了。
  本来，关母听到儿子殉难，十分悲哀，当见到匣内的这几件东西时，关母止住了悲恸，只说了四个字：“吾有儿矣！”
  关天培生前已经没有钱物了。
  在琦善任钦差大臣的日子里，英军数十艘炮舰泊于虎门前沿的海上，琦善为了议和，让关天培撤防。之后，关天培曾多次提议加强战备都遭拒绝，当他苦心经营的三道防线（三重门户）的第一道防线——江东岸的沙角和江西岸的大角炮台，遭到英军分兵乘虚而入的进攻时，他，还有第一道防线的守将陈连升向琦善求救兵时，都被以“不能影响议和”而拒绝。
  英军的进攻是在琦善的议和令撤除了关天培多年苦心经营的海防之后，水师被遣散三分之二，战斗力最强的募勇被全部遣散，购进的先进大炮也因琦善“不能影响议和”的命令而不能安装到位。英舰进攻时，舰上的火炮，数量是清军的四倍有余，质量的差别更如霄壤。同时，还有两倍于水师的英陆战队士兵从背后、侧面偷袭。
  战争的失利虽有“三重门户”布防体系本身就有的各防区相互支援不便的因素，但其主要原因显然仍是中英两军海上实力的差距。然而，关天培在这次战斗结束后却要承担战争失利的全部责任。沙角、大角之战7天后的正月初五日，清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一面转而对英宣战，一面以“平时督率无方，临时又仓皇失措”的罪名，摘除了关天培的顶戴，责令他“戴罪立功”。
  此时的关天培心里明白，顶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战局，是虎门要塞，是国家门户。他什么都不顾了，他要戴着没有顶戴的官帽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战争。
  沙角、大角战斗一结束，英军就发出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叫嚣。派人给关天培送来了“照会”，提出五项无理的停战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应将现在起建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备”，并要求限三日内允准。而在稍后，英军又派兵清理“水底暗算”，破坏了第一道拦江铁排链和部分江底的木桩。大战即将到来。
  面对英舰队溯江而上，进逼虎门第二重门户的咄咄逼人的局势，关天培意识到的是沙角、大角战后，极大地影响了广东水师的士气。为安抚士兵，挽留人心，提升士气，他除向琦善争取部分兵饷外，还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典押了自己的衣物（仅留一把刀），给每个士兵发银元两个，以作激励士气之用。
  关天培要作最后一搏。他在向琦善请求增援仍然遭拒之后，除了用搪塞的方法应对英方，积极备战，还决定将提督署移至靖远炮台，坐镇前线。临行前，他脱下了身上立过战功的官服，又拿出往日收藏着的自己的堕齿，剪下一绺头发，并家书一封，装一木匣内，封好，让一个因母亲病重即将回去探亲的安宜籍兵弁帮其送回家。
  关天培的灵柩是跟随关天培十多年的孙立护回的。
  随灵柩回淮安老家的仅有四件遗物：关天培全身官服像，关天培半身官服像，关天培便衣像，关天培为老母八十寿辰请人画的“延龄瑞菊图”。
  前三件遗物是关天培生前请名画家绘制的，据说很像。“延龄瑞菊图”是关天培驻防虎门的第四年请人于关老太太八十诞辰时画的。
  关祠于1843年建成，祠内居住的是关氏后裔。关天培的四件文物也保存在祠堂内，由上代传下代，一直传到六世裔孙关家泰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红卫兵是以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到处抄家，无所不作。关家泰怕文物被红卫兵查到，误将关天培文物当着“四旧”处理，就和母亲关薛氏商量，将四件文物送到中共淮安县委宣传部保管。1973年，南京博物院了解到关天培有四件文物在关家泰处保存，就派该院侯长荣等两位同志和关家泰商谈，建议将关天培四件文物交到南京博物院。当时关家泰考虑到“文革”尚未结束，让南京博物院保存是一件好事，即表同意。后经中共淮安县委宣传部同意，南京博物院派人取走了。
  1997年5月，在香港回归之前，关家泰又去南京博物院了解关天培四件文物在南京博物院的存放情况和需要办的手续。南京博物院负责人和关家泰商量，认为关天培四件文物很珍贵，应由国家长期保存。至于关家后代保存一百几十年，国家可给予一定的保管费。关家泰再三考虑，认为如果他将文物领回保存，一是不安全，二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势必损毁。而由国家保存，则世世代代传下去，可供世代瞻仰。关家泰最后是无偿地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这四件文物现在仍保存在南京博物院。
  随灵柩回淮安老家的仅有四件遗物：关天培全身官服像，关天培半身官服像，关天培便衣像，关天培为老母八十寿辰请人画的“延龄瑞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