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前就拓宽整治的河下竹巷街中段的水泥桥上，竖有公交车站牌，站名为“魁星楼”。细心的人也许会产生疑问：怎么称楼不称桥？难道当年的魁星楼竟建在桥上？

历史上的魁星楼，确实建在桥上。此桥原名板桥，清初改成砖砌拱桥。眼下，架在萧湖北岸支流上的这座新桥，距湖岸线仅约50米。桥下的支流向北约30米，便转弯向西，直通到吴承恩故居的门前。河弯偏西还有一座桥，至今仍有人称“小板跳”，附近老人甚至记起民国期间由三块条石铺接的情况。取名“小板跳”也许是相对于魁星楼下的大“板桥”吧，直到现在，当地人还把这条支流称作“板跳河”哩！

该桥位置的特殊，从清代康熙孝廉胡从中所撰的《重建魁星楼记》里的一段话，就可以领略到：“是桥也，面城带河，南通萧家田(亦称萧湖，因湖系田沉水底而得名)，北连礼字坝(昔日坝址在今翔宇大道与北门大街交叉点的西边约50—80米)、单家园，东为三城往来咽喉(今与竹巷街呈丁字形连接的北门大街，就扩建在新城与夹城最西边一线城墙的根基上，把原先紧贴城墙的南北通衢，喻为三城往来咽喉，是非常形象的)，西为茶巷、花巷、西湖嘴外卫，洵竹巷街之保障，水陆之要津也。”

对于架在该桥上的魁星楼形态，“重建记”记得很笼统。据年已92岁的张立新、88岁的孙兆荣两位老先生回忆，主楼三间，四披屋面。楼下中一间顺着街道方向，分别向东、西拓展，与当年窄窄的竹巷街相套接，两头以砖砌的拱形门与街道相界。底楼靠北墙处，设置简易独木长凳，供过往行人坐下小憩，附近人亲切地称作歇脚厅。厅内，从两头拱门至厅中段，地面逐渐隆起。隆起的最高处，凌空于河面上的两侧墙体，均开有窗户。南窗特别阔大，供过桥人观赏湖光舟影、水榭亭台。位于桥东堍的歇脚厅北墙，开一小门，通向另建的两间耳楼，内架窄木梯，以供登楼。楼上四壁皆装槅扇门，采光充足。正中一大间内，半人高的正八棱柱神坛上，供奉着一人多高、面南而立的魁星塑像。这位主宰文运的神灵，似乎与斯文不甚沾边，竟是赤身裸体，瞪目撇嘴，右脚勾起，左脚独立于鳌头之上，高举的右手，执一支如椽巨笔，左手平伸，端着斗勺，正待飞起右脚去踢中它，神情专注，栩栩如生。

上述有关楼的形态及主要设施，包括魁星形象，均被“重建记”从略处理，原是很自然的事：有实物存在，毋须撰记人啰嗦。至于实物保存的时间，往往不如文字记载经久，先人未曾考虑到。今借助两位老人记忆，重点将体现先人的独特创意及人性化的设施，以文字形式追记于上，聊补现代人见不到实物的遗憾。

不过，还得重重感谢“重建记”的作者，对隐性的建楼动机，作了郑重揭示，这同样是现代人感到兴趣的。

首先，由于位置的特殊，决定了对地方治安的通盘考虑：“桥之上，起建更楼，与状元里楼（在魁星楼西约50米，为纪念明代抗倭文状元沈坤而建）、广惠楼（在魁星楼东约150米，又称‘文昌阁’，阁上悬有题为‘三城外卫’的匾），相为犄角……爰命更夫居焉，与两楼击柝相闻，呼应相通”。联系这里历史上洪涝不断、战争频仍、兵匪骚扰尤其是倭寇屡犯的背景，难怪先人把地方治安放在第一位。除了更楼起瞭望监控与策应指挥作用之外，其它相应的防卫设施也在“重修记”碑文上有所反映：歇脚厅“东西门户严为启闭”，“桥之下，栅栏锁禁亦如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竹巷一带人家，皆得有备无患”。

其次，由河下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带来了对文风振兴的普遍需求，这就产生了求得文运之神——魁星继续保佑的考虑，让更楼兼作祀奉魁星之所，来个一楼多用。李元庚的札记《梓里待征录》作了如下分析：“奉魁星像，居正楼之中”为的是“俾四照皆见”。“重修记”则肯定了这一动机：“虔祀魁星于其上，文光四射，凡我同志以及诸子弟，弦诵鼓歌，科第骈集，正未有艾。”联系竹巷街梅家巷内灯谜爱好者的“淮南隐语社”、湖嘴大街丁家大院内的“敲诗社”广泛的群众基础；联系东林党学派在这里组成的文学社团，明末有“复社”，清初有“望社”，几十位影响神州文坛的名士，曾聚会于近在咫尺的恢台园、曲江楼等名园，甚至曾泛舟湖心举行诗会，“歌管之声闻数里，岸上观者如堵墙”的盛况早已县志有载；联系河下这块弹丸之地，仅明清两代就涌现出123名举人、67名进士、11名翰林，且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俱全的奇迹，足以证实“重修记”对这一动机的肯定，并无丝毫夸大。魁星保佑之说，固属迷信虚妄，但从中折射出耒的敢于夺魁的强烈愿望，却是非常真实的。

治安与兴文，两方面的动机，都是深得人心的，所以“重建记”中又出现这样的记述：“赖诸先生长者，或以金钱，或以砖木，破格乐施，得告成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