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勾结，谋取不义之财，古来有之。远的不说，在晚清就很普遍，国民党统治时期更为猖獗。清末著名学者高子上曾撰《吏商论》痛斥官商。
  高子上（1823－1886），名延第，号子上，又号槐西居士，淮安人。平生无功名科第一官半职。但他的人品、学识名闻江淮，是《淮安府志》的主纂之一，直到晚年方得一个钦赐“翰林院待诏”的虚衔，著有《涌翠山房集》、《老子证义》等。
  《吏商论》是高子上针砭时弊的传世之作。文章开头直言不讳地写道：“吾观今之为吏者，乃所谓商也。”清吏官场腐败到了极点，官位按品级高低、“领衔”、“实授”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鬻爵。林则徐禁烟受挫，除道光皇帝出尔反尔、决心不大政策多变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众多达官显贵包括王室成员均吸食鸦片插手鸦片交易。这些官吏连毒品均敢买卖，更何况其它商品。“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小吏小捞，大吏大捞。高子上写道，那些“位高多金”的“公卿贵人”“及其衰且老”时，大捞一把。颇如现在披露贪官的“五十九岁现象”。他们 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还利用权势余威“交欢商贾”以“逐倍蓰之利”，捞取更多钱财，供自己享受挥霍，“将以贻其子孙”，让儿孙们也过上奢侈靡烂的生活。而原为商者则“乐窃公卿贵人之积威余势，以笼利权”。这样，“商也又俨然官矣”。官、商相互勾结“通缓急，寄贿财，与之交互隐蔽”，“吏以商为师，商以吏为庇”，其结果“滂洋天下，择踞垄断”，使可以“上佐军国，下赡万民”的社会财富统统归于“吏商一途”。作者对官商勾结深恶痛绝，对官商的丑恶面目揭露得何等淋漓尽致，对官商的危害剖析得何等入木三分。
  然而，高子上意犹未尽，又写下《吏商余论》，指出：道光初年“吏治虽弛”贪赃的官吏以权谋私尚“不敢张目放手”，是在遮遮掩掩的情况下进行的。随着时间推移，“吏道益杂人情如鬼”，以权谋私则明目张胆公开为之，不以为恥，反以为荣，“甫莅一官，必多方罗掘以求赢；甫治一事，必百计侵冒以网利”。这些官商打着“利国”的幌子，“实则明有开销，暗有侵蚀，入公家者十之一二，入私囊者十之八九”。吃亏的是老百姓，“负担转贩之贫民”。作者最后强调，官商泛滥，还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得人心不古。“以今日之人心积习观之，虽天雨粟，地出金”，也不能满足他们贪婪的渴求，“而万事且益隳焉”。只有整肃这些官商，社会风气才有望好转，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高子上一介寒士人微言轻，他痛斥官商的文字虽痛快犀利，然只是知识分子的一通感慨，对当时社会风气好转无任何“补益”。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可以从《吏商论》中得到一些启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