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淮安府志》卷二十八古迹志记载：“都御史潘埙墓，在治南平河桥。”乾隆《山阳县志》卷十七丛志（上）中也记载着：“潘埙墓，城南平河桥。”可见，贵为正三品官员的都御史潘埙死后葬在了千年古镇——平桥。

潘埙（1476—1562），字伯和，号熙台。祖籍江南，相传为新安人。宋末，因兵灾，天下播荡，迁居淮安。迁淮始祖潘思诚，本系儒生，不愿与统治者合作，袭祖业而隐于医，在江淮一带名声很响。潘亨为潘埙祖父，潘寿是其父，潘寿有三子，潘埙为仲。潘埙生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生有异禀，工于文章。明正德三年（1508年）中进士，一入仕途即不顺利，未即授官。次年六月，始选授工科给事中。正德九年，升吏科右给事中，十年升工科左给事中，十一年升兵科都给事中，旋外放开州同知，在谏垣前后计8年。在开州待了近四年，正德十五年升南京太仆寺寺丞，后升为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嘉靖四年，升任山东右布政使，六年升浙江右布政使。嘉靖七年正月，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巡抚河南地方，这是他宦海的顶峰。嘉靖八年（时年54岁）三月，被勒令致仕，从此退出官场，屡荐不起，直至终老，以87岁高龄寿终正寝，死后葬于“治南平河桥”。潘埙死后为何要葬于远离县治的平河桥？

结合《明史》卷二百三中潘埙的本传、潘埙自撰的《乐丘生圹志铭》《平田遗老自传》、吴承恩撰的神道碑等。我们可以知道：潘氏罢官回乡后，无甚田产，生活困难，官府给予其部分生活费用，而潘埙则用来买田置产。不久，即在平桥南部今九洞地方，得“水田千亩以下，旱田五百亩以下”。潘埙住在城里，经常下乡观稼督耕，有时即住在平桥乡下，“野老土墙草屋，麦饭豆羹，无他外慕。性恶热，不喜饮酒，遇会心处，二三酌而止。于世味淡如也，惟喜读书，暇则摊书满床，随意披读……兴到则散步于溪上，自歌自咏，或披蓑衣而舞。”60岁时，潘埙在他的平庄中为自己寻好墓地，美名曰“乐丘”；64岁时，他又为自己置好棺木；74岁时作《乐丘记》。84岁时，作《乐丘铭》，文章一开头即曰：“潘子将还造化，逆旅主人叩其生平。”接着即叙述自己一生经历与感受，谓自己“促行装以待时，时不我留，驾清风赴徵矣。”对于生死看得透彻，十分豁达。

潘埙墓在淮安区平桥镇九洞村北部祠堂组境内原九洞联中校园（现平桥镇敬老院）。据《乐丘记》云，当年明堂墓冢“俯瞰平楚，远挹湖光，长河环带，风帆交飞”、“前迎活水，后倚崇墩，左场圃，右堂舍，林木交以规合，水田绕而棋布。桥卧龙于未舍，而田车咿轧；路引蛇于申位，而牧唱往来”、“春翻翠浪，秋迭黄云”。《明会要》记载，明代官员丧葬制度，承袭宋制，一、二品官员有资格在墓前设华表、石虎、石羊、石马、石人各一对，而三品官“减石人一对”，四品又减石虎。由此可见，潘埙墓区原本风景优美，范围较大，可惜的是1958年潘埙墓被盗后，墓地被毁得已无踪影，止有石人、石羊、石虎以及石牌坊、墓碑等石刻残件印证着昔日繁盛。

据统计，潘埙墓石刻现尚存石人1尊，石羊2只，石虎2个，龟跌1只，碑1通，另有残碑2块，石柱、石础各1件。其中一尊青石文官雕像，高2.5米，宽1米左右，重约3吨，头戴乌纱，身穿朝服，手执朝笏，宽袖博带，整座雕刻体态安详、栩栩如生，虽相隔500余年，略有风化，依然神形兼具，相当精美，让人略感遗憾的是今人出于保护的目的，在雕像开裂、缺失之处画蛇添足般地涂抹上了水泥，掩盖了历史真实。石羊高0.95米，长1.2米，四足跪地；石虎高1.25米，长1.2米，前爪撑地，后爪盘曲。石人象征墓主人生前的仪卫，显示墓主的身份等级地位，石兽象征吉祥和辟除邪恶。碑为青石材质，高1.6米，宽0.75米，右首上书“乐丘记”，左首落款“嘉靖庚戌夏四月记于平庄七十四（岁）”（末字不甚清晰），主体部分内容为潘埙在嘉靖庚戌年（嘉靖二十九年，潘埙时年74岁）所作的《乐丘记》全文。潘埙墓石刻造型生动，气宇轩昂，雕工精细，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2006年，潘埙墓石刻被列为淮安市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政府部门的保护，吸引了更多的文物爱好者和广大的游客，成为古镇平桥闻名遐迩的文化景观。（徐爱明  韩晓健  孙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