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大人带，父母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再一次来到新建的现代化的新安旅行团纪念馆，再一次读着陶行知先生热情称赞新安旅行团的诗作，那一群奋不顾身宣传抗日救亡的小好汉仿佛就站在我们面前……
　　1931年秋，正当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了中国东北，开始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侵略战争，1932年初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中国人民眼看着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号召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团结御侮，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4年7月15日，又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然而，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寇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1935年夏，日寇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在这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这一切，震动了历史文化名城淮安新安小学师生一颗颗爱国之心。壮怀激烈的校长汪达之，决心带领学生到全国各地去做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这一壮举，赢得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左翼教联地下党的支持和赞助。10月9日，汪达之主持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告成立了“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并宣读了14名成员名单，他自任顾问。第二天（10月10日），恰逢辛亥革命纪念日，他们带着在上海购买和募集的无声电影放映机、幻灯机、小型汽油发电机、扩音器和《一二八战地写真》纪录片、《民族痛史》动画片、《抵抗》等抗战影片，以及《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等抗日歌曲唱片和电唱盘，告别了淮安的父老乡亲，踏上了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征途。
　　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于1935年11月28日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此时，早在8月1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起草，发表于巴黎华人报刊《救国时报》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也已传到国内。在这两个宣言的庄严召唤下，北平学生爆发了惊震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这一爱国反帝运动的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城市，已经到达国民党中央首府南京的“新旅”少年，立即投入了这一革命洪流。他们同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各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一起，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愿，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解救国难”的强烈呼声，博得了各界爱国人士的赞扬和支持。然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竟下令军警封锁学校，逮捕进步青年，“新旅”少年也遭到了驱赶。他们被迫离开南京，经合肥，辗转到杭州，1936年7月到达上海，旋即参加上海地下党通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各种抗日救国活动。
　　这年冬天，中共中央发出援助绥远前线英勇抗日将士的号召。“新旅”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了“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问团”，北上慰问傅作义部抗日将士，一路上写标语、散传单、唱歌、演讲、放电影，经济南、天津和北平等地，于1937年3月14日到达归绥（即呼和浩特）。第二天，应邀出席傅作义将军在归绥大校场举行的“抗战祝捷阅兵典礼”。会后，“新旅”少年深入到归绥部队营房和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出，鼓励他们为国杀敌，再立新功！
　　1937年7月7日，日寇又蓄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展开。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初，“新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实行全民族抗日大联合”，他们走过茫茫大草原，又乘船沿着哺育中华民族成长的古老黄河逆流而上，整整走了18个昼夜，到了宁夏的西北边陲重镇石嘴山。然后，他们经银川辗转到了甘肃的庆阳，找到了中共陕甘宁边区陇东特委，并在陇东特委帮助下建立了“新旅”党支部。
　　1938年5月，他们经兰州到了西安。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召唤他们南征的指示：到武汉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开展抗日宣传！
　　6月底，“新旅”少年来到了周恩来身边———江城武汉。第二天，他们就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演出。周恩来得知故乡的少年儿童为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不畏千难万险，跋山涉水，来到国民党的心腹地区宣传抗日，十分欣慰。他在百忙中抽身接见了“新旅”党支部负责人徐志贯和顾问汪达之。他笑着说：“家乡出现了你们这个抗日儿童文艺团体，我很高兴，希望你们努力工作！”
　　“新旅”少年从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中，获得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他们旋即投入了纪念抗战一周年的宣传活动之中：在绘制漫画、街头宣传、广播演讲和剧场演出中，都有出色表现。就这样，他们在武汉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
　　周恩来见故乡的小朋友们在武汉三镇如此活跃，感到由衷的高兴。
　　然而，国民党当局对“新旅”并不欢迎。在“新旅”团员激增，宣传活动频繁，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活动经费的时候，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主任陈诚想乘机把“新旅”收编到政治部下属的政工队去，企图从政治上、组织上加以控制。
　　“新旅”的孩子们忧愤交集。面对这位国民党的大官，他们忧心忡忡……
　　当时，周恩来兼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主任。他知道后，立即拿出《新华日报》给他的几笔稿酬解决“新旅”的生活困难，并决定亲自出面同陈诚交涉。一天晚上，他在同陈诚“共商国事”时，讲到鼓励城防将士保卫武汉的问题，便向陈诚提起“新旅”的事。他说：“这些在日寇的铁蹄和屠刀下无家可归的孤儿，早在全国抗战之前就组织起来，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跑了几万里路，走遍大半个中国，到处唤起民众共赴国难，工作很有成绩，赢得了海内外爱国同胞的交口称赞。陶行知先生把他们誉为‘人小志气大，爱国走天下的民族小号手’！”他见陈诚点头，继续说道，“他们宣传抗日，抗日政府应该支持和鼓励他们。若把他们整编掉，这对国民党来说，也是不光彩的。何况早在合作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就曾作出扶助一切抗日团体的承诺呢？”他停顿一下，面带笑容地说：“我想，是不是这样：让‘新旅’作为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的一个特约团体，‘新旅’名称不变；由政治部发给他们生活津贴和活动经费；他们定期向政治部汇报工作，岂不两全齐美！”
　　“好！好！”陈诚迫不及待地说：“周公高见，就这么办！”
　　就这样，“新旅”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下，得到了一个所谓政治部特约团体的名义，取得了合法地位，既粉碎了陈诚妄图收编的阴谋，保住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又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扩大了社会影响，团体迅速得到了发展和扩大。
　　8月上旬，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化，周恩来指示“新旅”顾问汪达之，带领大部分团员向长沙转移。留在武汉的团员组成了“新旅武汉工作队”，同上海来的“孩子剧团”一起，以周恩来教导的“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动员更多的人，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摇旗呐喊，并带动全市少年儿童每人写15封慰问信，慰问参与保卫武汉的爱国将士，鼓励他们奋勇杀敌！
　　在保卫武汉的日日夜夜里，“新旅武汉工作队”高唱着“……我们在抗战中生长，一切都为了抗战”的《新安进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东奔西走；在龟山脚下，在小巷深处，在江防战壕里，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奋不顾身进行战地宣传，并参加抢救伤员和遣散难童……
　　当时，刚从国外回到武汉不久的陶行知先生特地作诗赞道：
　　“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
　　日寇那罪恶的炸弹不时给武汉三镇带来血和火的灾难。为保护祖国的未来，周恩来亲自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同志，带领“新旅武汉工作队”和一些无家可归的难童，经长沙、衡阳向广西桂林进发。10月25日，武汉失守。

　　11月中旬，“新旅”到了桂林，他们团结和帮助桂林市组建了20个少年儿童革命团体。12月初，日寇飞机对桂林狂轰滥炸，市民伤亡惨重。为躲避空袭，人们纷纷涌进市内山上的七星岩洞。“新旅”少年旋即成立了“新旅岩洞教育团”，在汪达之先生的指导下，自编战时教材，以岩洞为课堂，对逃进洞内的民众进行防空知识和抗日救国的教育，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和同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1939年1月，国民党实施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新旅”活动受到了限制。1940年4月，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主任陈诚使出绝招：突然停发“新旅”100多人的全部经费，企图从经济上窒息他们。
　　“新旅”党支部在周恩来指导下，采取了三项应急措施：一是精简人员，保存骨干。全团精简为40多人；二是隐蔽精干，等待时机。由汪达之带一些青少年干部，到桂林西北郊致和村开办了一所新安小学，作为退守基地；三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走自食其力的道路……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卡脖子”的阴谋。
　　1941年1月上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和桂林，完全被白色恐怖所笼罩。为了防备国民党反动派的更大迫害，周恩来特地从重庆红岩村发电报给八路军驻桂林办事主任李克农和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嘱咐李克农负责安排“新旅”向苏北转移；请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负责迎接，并把“新旅”交新四军领导。
　　李克农随即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取得联系，在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李济深的帮助下，假借赴南洋宣传抗日之名，连同汪达之在内的47名“新旅”主要成员，分期分批在党的秘密交通员带领下离开桂林，沿着党的地下交通线———柳州、湛江、香港、上海，经过一次次克难履险而又壮丽卓绝的人生跋涉，安全抵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盐城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跟着我党交通员回老家了，好得很喽！”他大手一挥，“少奇同志和我商量过，全华中的少年儿童工作都交给你们去做，希望你们为民主中国的实现奋斗到底！”
　　“新旅”将陈军长的希望变为自觉行动，在盐阜区帮助建立了儿童团总部，儿童团员达18万之多。1943年秋，在苏北军民反“扫荡”的峥嵘岁月，汪达之带领新发展的“新旅”团员，到涟东县浦河村开办了一所新安小学。课本是他自编的“战时教材”和“乡土教材”。后因日寇实行分割封锁，这所小学迁到阜宁县马集。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盘踞在淮安和淮阴的日寇走狗———伪军潘干臣部却拒不缴械。新四军三师奉命攻击两淮。9月6日，“新旅”文艺战士随军投入解放淮阴的战斗；22日，又随军投入解放古城淮安的战斗。在欢庆两淮战斗的祝捷大会上，黄克诚等领导同志热情赞扬了“新旅”文艺战士是一支不可多得的小生力军！
　　年底，“新旅”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在党的指引下战斗成长的10年经历，请到延安去开会的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带去。邓子恢开会回来，又带回了毛泽东主席的复信：
　　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
　　来信收到，极为感谢。
　　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
　　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毛泽东主席这封亲笔信，是对“新旅”战士的最高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文化名城淮安建起了“新安旅行团历史陈列馆”。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为“陈列馆”挥笔题词：
　　新安旅行团曾经旅行全国，宣传民众，组织儿童，为抗日战争和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作出一定的贡献。它的革命精神以历史展览形式展出。愿青少年学习这种精神，使它代代相传。
　　宋庆龄
　　一九七九年五月
　　“新旅”精神，在周恩来故乡日益发扬光大，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踏着“新旅”战士的足迹，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