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元哲（1530—1584），字晦之，别号古愚，明朝贵州普安州人（今贵州盘县），军籍。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乙卯科乡试第二名举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乙丑科金榜题名由举人跃入武英殿第二名进士、亚元。历任民部主事、淮安知府、山东副使、云南右参政、浙江布政使等职。
  邵元哲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聪颖。父邵华谱学识丰厚，明慧敏锐，为明正德十一年丙子科（1516）举人，官重庆府同知，不幸在任中去世，邵华谱为官一任，赢得重庆府百姓交口称赞。长兄邵元吉，字黄裳，性孝友，博通经史，在父已逝后，以教诸弟学，诸弟皆有文名。二兄邵元善，字台山，嘉靖二十二年（1543）举人，授峨县知县，升民部司徒郎，又被谪通州判，改涿州知州、辰州府州判，所到之处，皆有佳绩，四十四年擢升为四川按察佥事。元善与其兄元吉皆文誉一时。元善尤擅长词赋，工吟咏，著有《贤奕稿》。三兄邵元高，字宾阳，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先后出任浙江龙泉县尹、江西赣州府同知。
  明神宗万历二年，邵元哲任职淮安知府。淮安府地处黄河、淮河、运河交汇处，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连接起黄河、淮河的大运河，是明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可自古黄河多水患，稍有洪水便更辙易道，随意夺口，时而北走天津，时而南下江淮。其肆虐泛滥，冲毁房屋，吞噬人命，使沿黄百姓人命危浅，流离失所，痛苦不堪。黄河泛滥时，往往立即造成运河淤塞，“漕运”中断。因此，明王朝倾尽心力，维护着大运河的畅通无阻。明代黄河夺泗夺淮后，淮安作为黄、淮、运的交汇处，成为治理黄、淮、运的关键，是整个治河工程的最重要之处。作为知府的邵元哲，上疏朝廷奏请疏通被淤塞的“漕道”是其首要任务。
  万历三年（1575）二月，总河都御史傅希挚奏请开泇河以避黄险，没有能够施行。希挚又奏请浚梁山以下，与茶城互用，淤旧则通新而挑旧，淤新则通旧而挑新，筑坝断流，常通其一以备不虞，得到朝廷的批准。结果，河工未成，而黄河从崔镇决口，淮河从高家堰决口，高邮湖从清水潭、丁志口等处决口，淮城几乎全部淹没水中。都御史王宗沐从知府邵元哲议，重修髙加堰又开菊花沟，以泄淮安、高邮、宝应三城之水，凡东方之米刍舟楫皆通，民称便焉。邵元哲在《重浚涧河碑记》中对开菊花沟进行了详细地记叙：“郡城东有涧河，其来已久，盖上泄三城之潴水，而下通滨海之舟楫，厥利不细。岁久湮淤，工巨不易举，间常稍稍浚导。而黄流一漫沙田，复平陆矣。支河既壅，新涨驾出，民愈益苦水。督抚临海王公，乃环城筑长堤数十里，黄流不复入，而三城淫霖既集以堤，故内水复不出，病涉者众，乃谋浚涧河。庀工度地，阔四丈，深七尺，长三十里，东通射阳湖以入海，建闸河澨，以备蓄泄。虑无典守者，则侦察无专责，于是牒义官张尚志、汪鹭守之，岁饩以金，人各二锾。又虑新开之筑易壅易溃，令岁取本府榷金二百两，备缮修之费，他工不复用焉。今年夏潦，城中水冒途，启闸东下，立泄之尽，不惟居民免褰裳之患，而海滨一带柴米鱼鲜，连樯于于来抵郊关矣。渠既成，敬识其事于石，且以告夫后来者，使常常疏通不滞，则所以为吾民利者，宁有崖哉！”
  万历四年，邵元哲修筑淮安长堤，又疏盐城石?口下流入海。万历五年，侍郎吴桂芳、知府邵元哲、同知刘顺之、通判王弘化等协力増筑山阳运堤，皆加髙增厚，使运河堤坝更加坚固。自板闸以南至黄浦长七十里，闭通济闸不用，而建兴文闸，且修新庄诸闸，主事张誉筑清江浦南堤以御湖水，加河岸以御黄淮之水，加清江闸土岸以便运舟之牵挽者。主事陈瑛加板闸漕堤，北接平江伯陈瑄旧堤，南接侍郎翁万达新堤，新堤因挑河出而为之也。淮安境内运河沿线，堤、闸并修，淮、扬漕道渐趋稳固，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明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的畅通，保证了漕粮顺利运输，解决了庞大的中央政权以及北方政治、军事运行所需的供求给养，巩固了大明王朝的集权统治。
  邵元哲以“治河、导淮、济运”维持经济大动脉畅通，维护明王朝统治稳固的同时，也责无旁贷地挑起治理郡城水患灾难的重任。自从黄河南下夺淮入海，淮安就成为一条“洪水走廊”，水灾十分严重，淮安几乎到了倾城被洪水吞没的严峻程度，“及水之狎至，冒城郭，倾庐舍，人弗能存也”。淮安人胡效谟就曾在《淮安大水记》中写道：“水高五六尺，由通闸建瓴入。高于街四五尺，悬注以入。水且沙半，凡所经河渠，中心皆沙为洲，所过街市，房廊两旁堆沙三四尺，门户闭，晓即沙壅，挖始得开。院落中，蚊可斗量，昏明之交，声若风雨；平地水已七八尺。乡聚屋低者，水压其檐。人皆穴屋栖梁上。高者门未没尺许，人皆桴偃卧出入，稍不戒，随浪旋没。时两城水关皆闭，城门皆筑土坝，外水固不得入，城中雨水积已五尺余。城外水高于城内屋脊，夜静水声汹汹在梁栋间，坐卧令人魂摇心荡。八月十八日，大震电一夜，城中水深七尺，烟火尽绝。”
  邵元哲以守土有责、拯救百姓生命于惊涛骇浪的高度责任感和时不我待、“事不可以久待也”的高度紧迫感，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治水救民的艰巨任务中，“方公之御水也，以身任之，而不自有其身。是故勤守视，严候望，退不解带，寝不键关，探侦一闻，即屏御驰驱，贯穿于泥涂畚牐之内，百姓皆攀挽而从之。盖唯知性命所系，而不知其为太守也，夫是以水而不害。”史载：万历二年秋，七月二十四日，东海大啸，淮河并溢，飘荡山（山阳）清（清河）安（安东）盐（盐城）等邑官民庐舍一万二千五百余间，溺死男妇不计其数。万历三年，“河从崔镇等口北决，淮水从高家堰东决，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没千里”“淮河并溢”。万历三年六月，“霖雨不止，风霾大作，河淮并涨，千里共成一湖，居民结筏浮泊，采芦心草根以食”。万历四年黄河泛滥，洪水冲灌淹没淮安、高邮、宝应三城。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结合淮安郡城的地理位置，漕运总督吴桂芳、兵备副使舒应龙、知府邵元哲采取堤、闸并修，堵、疏相用的措施方法，于徐扬筑老坝堵住淮河主道，迫使河水由新开支道草湾河向东北，经涟水再东行（此后淮河故道成为运盐河后渐淤塞，今河下河段已成为两淮公路了），对泛滥的洪水进行拦阻，以抵挡其威猛之势，极大的减少了百姓们因被洪水冲击而带来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时对已被淹没的地方，又开渠疏流入海，尽快地将灾民们从波涛的围困中解救出来。如：“罗柳河，郡城外满浦诸坊，自漕抚王公宗沐筑堤成各坊，潴水不能出，民居作苦。知府邵元哲买湖嘴更楼外?宅一段，穿渠引入护城河，转入涧河，凡山子湖积潦皆由此出。”（马麟《续纂淮关统志》）再如：“兴文闸在府城西南。万历五年，知府邵元哲建减水入城河，城河西北地高东南地卑，须为堤乃可放也。”（《淮南水利考》）
  在治水方面，邵元哲更有一个大手之笔——为归避水患迁移宿迁县城。据有关记载，当时的宿迁县城位于今宿迁市宿城区项羽故里附近，地势低洼。洪水过境，民居半入于河，且威胁政事堂。邵元哲本着“吾不忍十余万生灵尽委而弃之河流也”，而力主宿迁百姓迁安故土，将人们搬迁到洪水不逞凶的高地上。他多次呼吁，带头捐款，“发币金漕粟三千六百两有奇，又益以赎锾二千百九十有奇，乃迁县马陵山椒焉。马陵山距旧治三里而近，然其地则峨然隆起矣”。遂使得“民安故土，髦循旧习，衢吟巷歌，熙熙愉愉。若汉徙旧社于新丰，而犬羊鸡鸭之竞识其家也。是年六月，沔水来仅走城下，不得坏民居。父老子弟登陴而眺曰：乐哉，我辈顾乃有今日也。”迁城成功之后，邵元哲亲自作《迁宿迁县记》《宿迁城记略》以记之。
  邵元哲特别敬重文人学子。邵元哲“幸矣临兹土，居然振古风”，重视教育，兴办教育，有时亲自授馆传经，“讼德周棠树，诗陈鲁泮宫”。吴承恩就是邵元哲最为敬重的文人。每每公务之暇，邵元哲常常到吴承恩的家里，拜访吴承恩，两人把酒临风、谈诗论文，甚为投机，结下深厚的友谊。每当有重要的客人光临时，邵元哲也往往会邀请吴承恩作陪。万历五年（1577），邵元哲在招隐庵招待好友郭第时，邀吴承恩作陪，为此吴承恩赋《邵郡公邀同郭山人饮招隐庵》诗一首，诗中“多幸山公怜病客，许陪高逸侍清严”抒发了他受邵元哲垂青邀陪郭山人的感慨。而最能体现邵元哲敬重关爱士子的，体现在他对吴承恩表外孙丘度的器重上，吴承恩《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说：“初，公之始临淮也，都试郡士，首拔度千百人中，更器度异度，馆而饩之有加礼。度，承恩之表外孙也，自爱自藏，抑然于侪辈之后，承恩虽知之，而不敢必人之我同也，而况敢得此于公哉？盖度平生之所遇，未尝有先于公；而公之待士，亦未尝有加于度者，非一时偶然之合之遭也。”吴承恩万历六年所作的这篇送别邵元哲的序文，除赞颂邵元哲“器度异度”，认为丘度日后必成大器，并把他安排到淮安府学里去读书。丘度从邵元哲那儿得到教诲，以至后来考中了进士，也做了官而外，很多篇幅却是在规戒初入仕途的丘度，深刻提出要丘度学习邵元哲的为官之道，吴承恩规戒丘度的五项官箴，正是吴承恩籍以对邵元哲爱民敬士的高度颂扬。
  邵元哲莅淮之时，淮安久罹灾伤，民困至极。知淮期间，其有为有守，轻徭薄赋，民得渐苏，虽说守淮只有三年，但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受到了淮安百姓的爱戴、崇敬，也多次被上级推荐异绩，得到皇帝的垂青和重视，被皇帝“赐玺书褒之”。万历五年十二月，当邵元哲升任山东副使专督河工临行之际，“淮人无老幼遮道泣送之”。淮安人民感念邵元哲的恩德，于龙兴寺东禅堂内立像“祀之”。 （徐爱明、孙权、韩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