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者，权力的道德，居官从政者的职业道德，也是各级官员运用权力，执行公务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
　　中国历代王朝，大多十分重视官德建设。甚至将官德好坏提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司马迁曰“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他在《史记》中《天官志》篇把“修德”列为治国的三大方略之首，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正下无之。”南宋名相赵鼎也在《从政遗规》中，做出了“吏不善，政虽善不行”的诊断，认为没有好的官德，国家就不能得到好的治理。《左传》中《襄公二十四年》篇，对为官之道作出这样的排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便是后人称之为为人为官的“三大朽”。而明代张居正在《辛末会试录序》中说，“宁有暇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说的是宁可做官有缺点，但一定要品德高尚。而先贤孔子、孟子更有重德轻利的言论，《论语·里仁》中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里仁》中也讲“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可见历代达官圣贤都十分注重官德修养。
　　在复建的淮安府署“六科”吏科中，有一尊塑像，那是明代曾任淮安知府的傅希挚的塑像。傅希挚（？——1599）字承弼，别号后川，浙江衡水县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中进士。初授安邑知县，在任“节爱廉明，民以父母戴之”，后升户部主事，嘉靖四十四年（1565），以户部郎中出任淮安知府，《淮安府志》中说他“厘弊来清，冰孽自厉”，说的是他在淮安任上革除过去的弊政，严格执法，特别清廉自守，节省不合理的开支，调整了各种复杂关系，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征调活动，傅希挚为人正直，秉公执法，十分严明公正。古人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傅希挚执法虽严，但因其廉明公正，使得官民拥戴。光绪《淮安府志卷·卷二十七·仕途》；同论《山阳县志·卷五职官一·总漕》中说他在淮“号令严明，凡饬清濬河，每先期集事”，而且决不接受任何礼物。卸任时检查家中物品，令下属登记，仅有黑纻布一块。他就将它送给了下属。下属们将纻布撕开，每人得尺余以作纪念，有人甚至在布上画上傅希挚像，供奉起来，一时传为佳话。
　　万历十七年（1584）三月，傅希挚乞休，神宗皇帝同意，给他加衔太子少保致仕，赐他驰驿使回乡，又遣中使赍宝钞洒羜，以示优宠。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卒于京，朝廷给予祭葬如例，赐祭三坛，工部议葬，并崇礼乡贤。
　　从傅希挚为官重德之例，可见不少古代官员也是注重官德修养的，而官德修养着重表现于公、善、慎、廉四个方面。
　　公。清初朱舜水在《伯养说》中说：“公则声明，谦则生威”，说明为政必须用心公，持身廉。这与我们当今倡导办事要“公开，公正，公开”应为一脉相承。
　　善。清初唐甄《潜书·抑尊》云：“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在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在天下之下。”意思是说无论是多大的官，乃至最高统治者，都必须谦以待众，绝不能自视高贵，不可一世。《三国志》中《吴志·孙皎传》云：“爱人多容，可以得众”，说的是为官者要有包容之心。要“处内以睦，处外以义，检身以正，交际以诚”。清雍正帝帝师张英，道德高尚，学识渊博，身为帝师，可谓权重利盈，一次家乡来信，为与邻家一墙之争，期待借着他的影响加以庇护，张英回书一封：“千里传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只是不见秦始皇。”家中得书，不敢造次，真的让了三尺，邻家得知原委，也主动让了六尺，一场纠纷顿时化解。若张英倚官仗势，欺凌弱小，必遭乡人唾骂。因此为官者须从善如流，待人宽，待己严，则获人拥戴。
　　慎。官德中十分注重“慎行”，儒家经典《礼记》中《大学》篇云：“一人偾事，一人定国。”意思是国君说一句错话就可以使事业失败，谨慎处事方可以使国家安定，为官者必须谨言慎行。宋代胡宏《胡子知言·文王》云：“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崇其德。”明代张居正《赠毕石庵先生宰朝邑叙》中说：“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都说的是为官者必须多点谨慎。而“慎独”更是为官者应追求的境界，当一个独处时也必须谨慎，常说:“要得人不知，除非己末为”，为官者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廉。这是官员最重要的德行，《书经》中《皋陶谟》篇云：“无教逸欲有邦。”意思是说，不使人们贪图安逸，滋长私欲，国家就会长存。傅希挚不贪不腐，拒礼自律，按说，明代知府一职，俸禄并不少，且有养廉之银，然离任时只有纻布一块，故受人尊敬，千古流芳。西晋傅玄《傅子·曲制篇》中说：“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无大于不知足。”古人云，“自足常乐”“无欲为刚”一个人私念少了，则品行端正。尤其是为官者，廉洁从政，尤为重要。
　　尽管历代关于官德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如西周时有知（智）、仁、圣、义、忠和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秦代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等“五善”；汉朝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等“光禄四行”；晋朝有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等“中正六条”；唐朝有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善”。宋元明清各朝的有关规定大体上与唐朝相近，但对官德要求都是十分重视的。
　　纵观历朝历代，对于官德修养的要求主要的两条，就是公正无私，清廉勤谨。
　　尽管封建统治者，包括历代官员中也有不少无德无信之人，贪赃枉法之徒。然，对于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乃至官员崇德爱民，倡导官品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官员，且对今日我党提出“以德用人”的选官选人的理念，恰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自古以来，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职业道德要求，也有相应的规定和说法，但要求最严的且最受人们重视的莫过于“师德”和“官德”。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要“高尚其德”才能“为人师表”，而官德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和社会风气的好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德”要比“师德”要重要的多。
　　唐太宗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又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唐太宗用人重德重才，魏征原为太子之谋士。为太子打击李世民出谋划策，一旦李世民登基后，不仅重用魏征，且使魏征成为后世所称道的“谏臣”，也是唐太宗成为一代明君的因素之一。
　　中国古代的官德对唤醒官吏的政治良知，反对官场的腐化堕落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在我国目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执政为民”，大力反腐惩腐，“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是基于当今官场上腐败现象乃客观存在，一些官员信仰缺失，私欲膨胀，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倚官仗势，贪图享乐；或以权谋私、受贿敛财；或腐化堕落，伤风败俗……这些不仅有悖于党的宗旨和纪律，且与历代官德修养也格格不入，故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人民群众所不齿。
　　重视道德修养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对官德和官品的重视，也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优秀思想的传承和弘扬。党性修养，基础是德性修养、人性修养，如果没有德性和人性修养，谈党性修养则是一句空话。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牢记党的宗旨，严守党的纪律，注重官德修养，坚持廉洁从政。